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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芭芭拉·塔奇曼

關于中國近代史，多位歷史學家均有著述，我讀過的有徐中約、郭廷以和蔣廷黻的三部，三部中我最為推崇蔣版。

這部僅五萬字的著作是蔣廷黻在1938年利用等待赴任行政院職位時的短暫空閑，在武漢用兩個月的時間寫出來的，當時是為一部叢書完成約稿。蔣當時手頭并無多少研究資料可參考，基本靠長期研究、思考的功力一氣呵成，著作的結構是他在清華歷史系時就搭建的，所以下筆如有神，筆下的內容是一種思考的自然表達，文字也看得出來是行云流水。蔣一貫提倡大歷史觀，朝代、人物和事件都要放到一個大的框架內來研究，看歷史著重在整體和趨勢分析，而這正是20、30年代的史學界所缺乏的（老先生們多是斷代史專家或古籍專家，真知灼見在于版本和訓詁）。所以這部著作看到的是以專題或主題的形式將近代中國發生的事件敘述和分析出來。這種方法也反映出他的教育背景，青年出國學習，壯年回國任事，其思想及治學思路及方法深受西方史學影響。

蔣是個傳奇人物，我對他最佩服的一點就是，棄教從政后凡三十余年，只為一個政府服務，只忠于一個領導，但卻不與這位領導同黨。當然這位領導也著實應當讓人佩服。讓人感慨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位領導也被時人評價為“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可見無論成為真正的獨裁者還是真正的民主踐行者都是很不容易的，而開創一國之民主道路的人當是何其偉大哉！

蔣骨子里是個書生，退休后想做的也是完成年輕時治學的愿望，可惜天不留人，很快地因病故去，難了心愿，包括這部書稿，因為依他的原意，這部書稿是個近代史的提綱，30年代起忙碌于公務，無暇展開論述充實，等到退休卻也沒有機會完成了。

本書盡管只是個提綱，與我讀來卻毫無干巴巴的感覺，反而覺得妙趣橫生，結構清晰，點評到位。因為是提綱，所以細節展現并不多，但處處是精辟的觀點，第一遍讀下來幾乎滿書就被劃得像筆記本，第二遍邊注加多后，書頁就更加花哨，鉛筆小字蜿蜒旖旎伸展于空白處，留下我當時的思考和感嘆。

這部書我現存有兩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買入的是2007年4月第2次印本；二是武漢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買入的是2012年6月第1次印本。前一版是出版社《世紀文庫》叢書的其中一部，包括著名的沈渭濱的前言和蔣的總論（即正文全文），注釋規范，排版規整，封面設計極簡。購于當當網。后一版是我在民族宮對面三味書屋看到的，吸引我的是“未刪節版”這幾個字。內容包括總論、附錄一“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和附錄二“琦善與鴉片戰爭”，整體裝幀設計素雅，更具商業氣息。其實在這兩版中間我還買過一版，應當是中州古籍版，（這冊書我送了人）。印象中也收錄了“琦善與鴉片戰爭”一篇。現在蔣氏的《中國近代史》網上一查十幾個版本，可見是大熱了。

讀蔣氏此書我收獲最大的幾點：1、新的視角和邏輯解釋歷史事件；2、對中國文化的反思和批判；3、新觀點。

蔣是專門治外交史的，外交史這門學問當時只能在國外學到，而且蔣確實是在外國學到的。蔣十幾歲就去美國讀書，知識和頭腦基本上都是西化的，雖然他也有幼時古文的基礎，回國任教后也特別注意學習古典，自己有意識補上這個課。

他分析歷史事件的視角和邏輯與其價值觀及其西方訓練出來的方法論是一脈相承的。視角方面的特點就是擴展到全球層面，一件中國發生的事，會告訴你其時的國際背景及其這個背景與事件的關聯；邏輯方面就是引入了更加豐富的經濟邏輯和社會變革的脈絡。下面以鴉片戰爭和林則徐的敘述和分析為例進行說明。

1.1為什么是鴉片？

之前學過的歷史直接從鴉片戰爭說起，其中也提到過西方對中國通商的努力，但并沒有將這兩者聯系起來。著名的馬爾嘎尼見乾隆爺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英人領教了大清朝的傲慢但并沒有明白這個王朝的文化和統治者的邏輯，當然，大清朝也沒有真正明白英人到底想表達什么？想得到什么？雙方的交往是不成功的，這是一次非常失敗的外交。乾隆之后，雙方這個結還是沒有打開，互不理解。讀書筆記（www.i1766.com）但是英國人隨著殖民戰略的全球實施，通商已經成為定式。正常的開放口岸進行貿易做不到，又必須執行戰略，所以英國人通過實踐找到了一種商品打開了通路，這個商品就是鴉片。鴉片無疑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來自于一種功能叫上癮。手中握有令人上癮的產品或商品是所有生意人的夢想，為了吸食鴉片賣妻賣子、傾家蕩產的故事流傳了不知多少年。一種沒有道德的令人上癮的商品成為了英國人正常渠道尋求通商失敗后而尋找到的旁門左道。這條路雖然充滿了罪惡，但英國人似乎忘記這一點，不，也許是他們都信奉資本從誕生就滴著骯臟的血，相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鴉片貿易進展得還算順利，原因主要兩點：一是吸食者的需求強烈而持續；二是海關及地方官員的腐敗。從乾隆到道光，沒有不宣令禁煙、限煙的，但法令這種東西用到貿易里就是門檻，就是尋租的依憑。所謂“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所以限制和禁止都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起始于乾隆初年的鴉片貿易歷經嘉慶朝到了道光十五年進口量已達三萬箱，每箱約百斤，價值1800萬兩。其時，英人已經將其殖民的觸角深入亞洲腹地，印度為其控制，國有控股企業東印度公司設立，作為英國人在亞洲通商經營的主體。英國人在印度獎勵種植鴉片，統一收購加工后銷往中國。鴉片貿易的收入已經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占有相當的比重。

1.2戰爭

首先是戰爭的定性。我們一直認為鴉片戰爭是一場西方列強為了殖民中國而挑起的侵略戰爭；英國人是非正義的侵略者、掠奪者，中國是受害方，被侵略、被掠奪。那么英國人怎么看待這場戰爭呢？他們認為是通商戰爭，是為了爭取正當通商權利而進行的反擊。我覺得英國人的理由基本站不住，因為單憑他們販賣的是鴉片這種不道德的商品，他們就沒資格談什么正義性。但我們是不是那么無辜？我覺得也未必。如果英國人以外交之禮申請與大清朝正常平等交往時皇上不是那么傲慢，整個天朝不是那么閉塞自大而不知世界潮流，何至于英國人煞費苦心選了鴉片來叩天朝的門？

其次是戰爭的起因。簡單說戰爭的起因就是因為林則徐的禁煙和銷煙。話說道光帝痛恨鴉片之害民害國，下決心禁煙。討論時有兩類主張：一是廣東士紳認為鴉片之所以越禁越多，“利”是關鍵。利有外國商人販賣之利，還有國內官員貪腐之利。絕商人之利，可依靠國貨對沖進口貨，鼓勵國內種植，用國產鴉片的供應抵消進口鴉片的進入，逐漸銷蝕外商利潤，使其無利可圖，達到不再販運進口的目的。絕官員之利，不能使用嚴刑峻法，因為法令是官吏貪污的依憑，就是今日所講的門檻制造尋租，權力制造貪腐。所以，看得出作為鴉片進口主要門戶地的廣東士紳的辦法是用市場化的方法來逐步禁煙。但這種主張只是私下得勢，無人敢公開提倡。為什么？因為與道統不符。誰提誰會被清議揪住猛打。第二種路徑是嚴懲。其中根據懲治對象又分為兩派。一是懲治吸食者。理由是無人吸食就無人販賣。黃爵滋上書給一年戒煙期，期限過后仍然不斷癮者重刑處罰。另外一派是懲治販賣者。理由是吸食者只害自己，販賣者則害眾人，所以販賣之罪重于吸食之罪。這兩種懲治辦法因為符合道統都有大臣公開上書。以現在的觀念分析兩種路徑，第一類主張是用國產化逐漸替代進口，用商業的手段對付商業手段，用英人認可的規則制服他。第二類主張是以行政命令或國家法律來對付英人，所以聰明的英國商人就想辦法把鴉片貿易上升為英國國家利益，挑起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這段敘述林則徐禁煙時再談細節）。

百家爭鳴式討論完畢，那么道光帝什么意見呢？他的意見是兩者都禁都罰。上峰意思明確后，大臣們自然都逢迎，于是舉薦人把皇上的圣意貫徹下去。林則徐當時是朝廷里公認的能任事成事的干吏，且為人剛正不阿，也是儒家道統的忠實維護者。于是林被委以禁煙專任，以欽差大臣身份來到廣州。林雷厲風行出告示要求外國商人繳出鴉片并承諾再不販運進口，起初外國人以為他不過虛張聲勢，骨子里也是一貪官，后來發現不是那么回事，這回遇到一個杠頭。因為林把他們圍困到十三行的院子里，以斷糧威脅令其繳出鴉片，于是上面說到的那段關于英國商人的聰明和懂政治就顯現出來了，商人的頭領義律（CaptainCharlesElliot）命令商人們不要直接上繳鴉片給林則徐而是統一匯繳給義律，他以大英帝國派駐廣州商業監督的身份寫收據給各英商，從而把英國商人的鴉片變為了大英帝國的鴉片。之后英人看到林玩真的在虎門海灘挖洞引溝用化學之法將收繳鴉片銷得涓滴不剩時，義律給英國政府寫信求救，英國政府派來了軍隊。

再次，戰爭的過程和結果。軍隊是由政府全權代表懿律（AdmiralGeorgeElliot挺逗的，兩個英人的首領同姓，中國人也會巧翻譯）率領來的，同時也帶來了政府的主張——索鴉片賠款，索軍費賠款（來打你還由你來掏錢！），取消通商限制和其他一切邦交之不平等。根據這樣的主張英國的軍隊避開廣東直接往北邊跑，仗著船堅炮利拿下定海，接著圍住了大沽口（天津港），他們的目的是找皇上。道光帝急調內陸各省的兵到沿海，調兵就要由朝廷給各省撥餉，于是厭惡花錢的皇上急了，罵林則徐惹事，派直隸總督琦善與英人交涉。琦善一直被我學過的歷史描述為軟骨頭的投降派，專門跟洋人妥協，出賣我國的權益和領土。其實，有腦筋的人想一想，歷朝歷代，即使是昏庸的帝王在位，哪個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主是完全的酒囊飯袋？看蔣氏的本書及蔣的另一篇專門的論文《琦善與鴉片戰爭》才對這位人物有了另一番的認識（此處不展開）。琦善接受任務后，先派人進行了盡職調查。回來琦善這樣描述英人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說英人的炮“中具機軸，只須移轉磨盤，炮即隨其所向”；而山海關的炮是“前明之物，勉強蒸洗備用”且“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對比完畢，琦善大人又拿出英國外相致中國宰相的外交書信，發現前半段在控訴林則徐，后半段在提要求，琦善就覺得這是一張狀紙，遞給皇上讓他主持公道給英人伸冤（天朝人真是自信又心大）。經過綜合判斷，琦善決定撫夷，就是安撫英國人。結果英國人還真讓他給哄回廣州等信兒去了。于是道光發現活泛的琦善比孟浪的林則徐事辦得好，還省錢，下令撤了兵回內陸防衛，還革了林則徐的職，讓琦善去接了任。嗚呼，遇上這樣的皇上，說他什么好？！話說那英國人哪兒是那么好糊弄的，看不到實質進展，人家在廣州就進攻上了，大角沙角失守后，琦善擅自做主與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割香港，給英國平等待遇（其實大清朝可以以委托人超越代理權限而不認這個條約的，搞不清楚是琦善偷偷蓋了大清的印還是怎么著，這個條約就生效了，香港一走就是一百年）。道光得報后大罵琦善賣國，革職抄家，調兵擺開陣勢準備再大干。沒想到英國人也不滿意，繼續增兵。從道光十九年正月打到二十二年夏天，一仗一仗，清軍節節敗退，英軍快要攻下南京，道光帝終于答應了所有要求，簽訂了《南京條約》。

1.3戰爭的反思及林則徐

蔣氏對于鴉片戰爭的反思并無特別之處，跟多數史家認為的原因一樣——落伍和不覺悟（即頑固）。但蔣氏分析當中的一個點頗為有新意，這就是關于林則徐。

提起林則徐，形象是民族英雄、干吏、正直的政治家；事跡是虎門銷煙、前后出任多地封疆大吏、流放新疆、病亡。同樣的史實在蔣氏的分析下又有另外一種形象。首先，討論禁煙路徑時林力挺激進的黃爵滋，并比之還嚴厲，主張吸食者與販賣者均嚴加禁止和懲罰，最終皇上接受了林的方法并派其去廣東欽辦。蔣認為林在提出上述主張時并不是完全根據實際情況，有唱高調的嫌疑（我倒認為林并未有唱高調之意，畢竟派去任禁煙之事的就是他本人，他若是討論時唱高調，大可推掉這份差事）；其次，蔣認為林在經辦禁煙的過程中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全面落伍，其中包括文化的落伍，林不只是購置洋槍洋船，還派人翻譯外國刊物、書籍，魏源的很多資料是林給他的，但林只是默默辦事，并不像他每次打仗之后那樣，每每寫了充滿自信的奏折遞上去。蔣認為林之所以這樣做，是害怕清議的指摘，是過于愛惜名聲，是缺乏獨立精神和真正的大無畏精神的反映。蔣這樣評論：“他（林）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歷史上林則徐是否始終如蔣氏所述默而不言，留待史家去研究，我想說的是，如果林果真如此，蔣的批評倒是一針見血地戳到中國士大夫或者更廣一些叫知識分子的痛楚。環顧左右，當今社會像林這樣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他們有見識但缺膽識，他們洞察世事，比大多數人看得清、看得遠，但他們只是在私人朋友內發發議論，他們會顧忌自己*黨的身份，他們會顧忌在各自機構的安穩職業生涯，他們會顧忌這個還有那個，總之，他們連林則徐都不如，林只是看重自己的讀書人的清譽，他們看重的東西更物質。他們當中也包括我。

以上是鴉片戰爭的分析，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事件，比如對英國人戈登的分析。我們上學時學習歷史，對于戈登這個人的介紹是帝國主義侵略先鋒，英軍的頭領，除了惡還是惡。來看看蔣如何評價這個人，首先說“戈登是個老實人，好說實話。”這個評價來自于戈登回復李鴻章關于與俄國人戰與和的意見時。其時光緒初年中俄伊犁沖突，李鴻章看到朝里又有一幫士大夫在唱高調，準備使用所謂的古法戰爭手段去與俄國人對抗送士兵之命、送國家之命，李請來戈登作軍事顧問，為什么請他做顧問？“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戈登）曾帶所謂的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頗信任他。”。從以上這些話中可以對戈登這個人得出這樣的印象：這是一名稱職的職業軍人，這名軍人在履職過程中在雇傭方樹立了威望，贏得了信任。那么他值不值得這番信任呢？他回復李的意見也體現了一個專業軍人的眼光，李聽從了他的意見決意勸皇上講和。這個意見后來證明是明智的。我們很長一段時間不懂也不接受外國職業從業者的概念，包括軍人、官員（比如給清朝管海關48年的英國人赫德）等，總是要主觀地先把他們歸成類，貼上政治的標簽，以此為出發點分析他們的所作所為，難免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歪曲歷史。究其原因，除了意識形態作怪，還有就是長期對西方契約精神的缺乏理解，不懂得契約在西方人觀念中的重要性。

關于循環套理論

蔣在《洪秀全與曾國藩》一章提出了他對中國舊社會發展規律的一個認識——“循環套理論”。即每朝一般開國后一段時期內政昌明、吏治澄清，而后天下太平，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同時統治階級欲望提高，貪腐抬頭，百姓所受壓榨加重，如此一朝一朝逐漸發展到低點，而后內政不穩，各類反叛力量揭竿而起，改朝換代。這個循環套理論認為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在于內政，而內政的關鍵是吏治。關于吏治的重要，他進而指出了舊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官的階層對社會資源的通吃。因為舊社會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不像近現代工農商學兵行行可以名利兩全，所以官這個階層對社會各類活動都具有關鍵的影響力，并且直接、間接地掌控了各類資源。蔣有句評論“在中國舊日的社會里，有心事業者集中于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里。”舊社會的官吏知識結構是有很大缺陷的，科舉制度雖然有它的公平合理性，但只考四書五經類的文科理論，不了解科技知識，不懂得外部世界和外交，使得官吏的視野及識見都受到局限，思想封閉的同時還盲目自大，這個缺陷到了近代遭遇西方一套完整而全新的體系沖擊時就成倍被放大，導致一系列應對之策的錯誤或滯后，一步一步使中國落后挨打。不過，清朝晚期吏治雖然有大問題，但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還是涌現了一批能夠提前覺醒的官員，比如曾國藩、李鴻章、郭嵩燾等。蔣對曾國藩的評價是“革新守舊同時舉行，是他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蔣認為舊文化中的固有美德約束著官員的腐化行為，也為興辦新興的產業、事業提供了支持，但舊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湘軍充滿了宗族和家鄉觀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這種精神以后傳給淮軍，再傳給北洋軍，造成后來的軍閥割據，與國是禍害。

關于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在我的理解是近代化的產物，因對其他國家、種族的掠奪和侵略而產生，是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重要途徑。我的這種理解主要是基于經濟方面，即帝國主義對外國外族的控制和影響其主要目的是資源的掠奪。但是蔣在談及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時把中國也包含進去。他所認為的帝國主義的概念是從版圖的角度，因為“我們的版圖除本部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因此把中國也列為帝國主義。但是中國對附屬國非常寬松，基本不主動干涉其內政，對于經濟方面更無主張。至于中國祖先為什么費力維系這些屬地，蔣分析是希望它們代守門戶，成為國防的前線。這樣的解釋頗為新穎，也言之有理。蔣結合近代化的背景進而指出，鴉片戰爭后的西方侵略模式（直接進攻本土）說明，這些附屬國已經很難起到國防前線的作用（其實現在的朝鮮我們是當國防前線來看待的，否則怎么會那么容忍金家的倒行逆施），應當支持它們取得獨立，不做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傀儡，他還舉了列寧放棄帝俄的例子。對于蔣的這番見地我以為在他寫作當時的大背景下是一種有遠見和實用的考慮，但把中國歸為帝國主義我還是認為有所牽強，中國既沒有軍事侵略也沒有經濟掠奪，文化殖民也沒有發生（文化影響倒是有的），跟近代西方那些典型的帝國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

關于保路運動

中學時學歷史講到“保路運動”，定性是人民反抗清廷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剝削，這場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索。蔣的論述說明導火索這點沒有爭議，但保路運動沒有正當性和正義性，相反它是一場鬧劇兼悲劇。此事大的背景是清廷準備修建粵漢、川漢鐵路，但最大的困難是缺乏資本，初始組織了民營鐵路公司，四川、湖北、湖南人民均有參與入股，如此資金仍然不夠，且民營公司的經營者也有劫公濟私的行為。于是盛宣懷奏請清廷借外債修路，兩條鐵路也收歸國有。聽說出主意且主辦的人是盛宣懷，股民們認為一定會讓他們吃虧，加之革命黨的煽風點火，本來清廷的一項良策最后成了埋葬自己的第一鍬土！我認為蔣的分析給后人的教訓有：1、觸及大眾經濟利益之事，應方案周全、分步實施，各方利益均沾；2、好方案需有德信威望的好人來做，光有能力沒有德也不行；3、名聲、信譽很重要，失了信什么也做不成，說的好話也成了壞話。

近代史的研究在大陸近年頗為活躍。從出版物的角度主要分三類：官方、民間和海外。官方出版物的閱讀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其他官方機構；民間和海外出版物則是市場的主力，而且越是禁書越熱。蔣氏出書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版后并未形成大的影響，到臺灣后五十年代初期的再版受人關注，國內此書得以出版又過了半個世紀，就是這樣一本年代久遠的小冊子依然讓今人讀起來津津有味，大受啟發，其魅力的成因我認為是研究者的功力、視野和價值觀。蔣是少年時代即領受西方的系統教育，他的分析體系是西方價值觀及其視角，在他所處的年代其視野是獨特和開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這種視角在今天仍然引人注目，所以說，盡管中國經濟的發展在30年間日新月異，但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敏感的近現代史研究依然處于低水平，個中原因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