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齊俗訓原文翻譯
淮南子?齊俗訓原文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后貴仁，道失然后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忮；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圭積則生自肉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瞇，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喬之邪。故有大路龍旌，羽蓋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逾備之奸；有詭文繁繡，弱纟易羅紈，必有菅ハ?此?，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蟆為鶉，水蠆為？１９？２０，皆生非其類，唯圣人知其化。夫胡人見？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于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后，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圣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著，炮烙生乎熱斗。子路扌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于論者也。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為也。矜?zhèn)我曰笫溃幸赃`眾，圣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溪峭岸，峻木尋枝，猿?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栗。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昭讠忌，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于其所適，施之于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于廟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戾。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角喬>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于木，沉鳥于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棋丸于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得茂木，不舍而穴，犭亙犭各得?垂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余。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財也，欲節(jié)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不得清明者，物或?果之也。羌、氐、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是，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
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氵歲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圣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于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于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shù)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
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于誹譽，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圣王執(zhí)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于天下，圣人托于無適，故民命系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瞻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fā)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fā)于中而聲應于外，故厘負羈之壺餐，愈于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于智伯之大鐘。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yǎng)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yǎng)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yǎng)，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三苗ヮ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贊刂<髟前>，其于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勾踐贊刂發(fā)文身，無皮弁?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發(fā)，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爿羊>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
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jié)文，而仁發(fā)忄并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纟衰之服，悲哀抱于情，葬?稱于養(yǎng)，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于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管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jié)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yè)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侈儉之適者也。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yōu)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是故圣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禮中ニ，葬成畝，其樂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爿嗇>置た，其樂夏龠、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灶，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jié)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于為文句疏短之?奚。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圣人裁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斫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于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儀節(jié)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跡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衤勻ㄚ，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則壤土草薊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執(zhí)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所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于彈一弦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fā)，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遷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圣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事異也。
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圣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之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yǎng)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圣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shù)。”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妙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guī)，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昆侖。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亻垂以之斫。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便?冉豫章而剖梨之，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于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
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爐橐?垂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乎眾虛之間。若夫規(guī)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钅幾、運開，陰閉、眩錯，入于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于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于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shù)撓，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于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扌蹇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扌乞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于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于盤水則員，于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車軸，不運于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于人，辟若亻見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圣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于免矣。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xiāng)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shù)。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于馬，越人便于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圣人總而用之，其數(shù)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于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輕物，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yè)。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圣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于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蜀，獸窮則{角牛}，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yè)，亦不幾矣。昔武王執(zhí)戈秉鉞以伐紂勝殷，?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于世則功成，務合于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于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后剛，文公前剛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于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為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四是，以濟江河，不若?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于行而謹于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發(fā)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jié)，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子？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余魚。鵜胡飲水數(shù)斗而不足，鱔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jié)者見難不茍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茍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圣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貍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庶，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亻危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yǎng)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余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于養(yǎng)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監(jiān)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jié)謗議以營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絳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灶口。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仆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茍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fā)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xiāng)，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余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余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齊俗訓翻譯
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得到這種天性叫做德。天性喪失以后才崇尚仁，道喪失以后才崇尚義。所以仁義樹立起來也就說明道德蛻化。禮樂制定施行也就說明純樸散逸；是非顯示反而使百姓迷惑，珠玉尊貴起來致使人們?yōu)橹ハ酄帄Z。所以說，仁義、禮樂、是非、珠玉這四者的產生，說明世道衰落，是末世所利用的東西。
禮原本是用來區(qū)別尊卑、分別貴賤的；義原本是用來協(xié)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間關系的。但今天講禮節(jié)的人，外表恭敬而內心嫉恨；講義理的人，施舍他人卻希望得到回報。君臣之間互相非難，骨肉之間互相怨恨，這樣就失去了原本提倡禮義的目的和意義，反而使人們因結怨而互相責難。水積聚得深廣就會產生能互相吞食的大魚，土堆積成山則會產生互相傷殘的猛獸，禮義的制定和施行則會產生偽善君子。塵土飛揚、灰塵蒙臉卻不想瞇眼，過河涉水卻不想打濕腳，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遠古時代，人們混沌幼稚不知“東南西北”，憨厚質樸無虛偽表情，言詞誠實而不夸夸其談。他們衣著樸素只求保暖，兵器遲鈍無需開口，歌謠直抒歡樂不用婉轉修飾，哭泣只為表達悲哀故無需故意放聲。他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家無需用美物來互相贈送以籠絡感情，也不想從別人那里得到饋贈。親戚間不互相毀謗也不互相贊譽，朋友間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恩。但一到禮義產生，有了貨物財產的價值觀念后，這欺詐偽善就產生了，詆毀贊譽就紛紛興起，怨恨感恩就結伴而行了，于是也就有了曾參和孝己的所謂“美德”，也就產生了盜跖、莊?的所謂“邪惡”。所以是，有了繡龍、垂纓傘蓋的大車和結駟連騎的馬車，也就有了翻越墻壁、撬門入室、盜墓翻墻的偷竊奸惡行為；有了穿錦繡衣服的人，也就必定有了衣冠破爛不堪的人。這就是我們平時說的高低互相依存、長短互相形成的道理，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蝦蟆變成鵪鶉，水蠆變?yōu)轵唑眩@是不同類之間的變化。也只有圣人知道這之間的變化的道理。胡人看到粗麻，不知道可用它來織布；越人見到毳毛，不知道可用它來制作毛氈。所以不能通曉物性的人，就很難和他來談論變化。
以前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分別受封后見了面，太公問周公：“你打算怎樣來治理魯國？”周公回答說：“尊敬尊長，親愛愛人。”太公說：“魯國從此要衰弱了。”周公問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樣來治理齊國呢？”太公說：“我要舉薦賢能，崇尚功績。”周公說：“齊國后代一定有被篡奪弒殺的君主。”從那以后，齊國一天天強盛，一直到齊桓公稱霸，傳二十四代時國政被田氏篡奪；而魯國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國。所以《易經》上說：“踩在深秋的薄霜上，便就知道結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圣人就是能從開頭細微的跡象預見到事物發(fā)展的結果。所以，酒糟堆積成山肇始于用象牙為筷，炮烙之刑肇始于用熨斗烙人。子路救起溺水者而接受主人答謝的牛，孔子對此事評論說：“魯國一定會興起助人為樂的好風氣。”子贛用錢財贖救出奴隸而不接受官府的錢財，孔子對此事評論說：“魯國再也不會有自己掏錢財來贖救人的事了。”子路接受謝禮而能鼓勵人們修養(yǎng)善德，子贛推辭賞錢卻停止了人們行善。孔子之所以偉大，是能從小處看到大處，從近處看到遠處，在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真是一位通曉事理的圣人。由此看來，廉潔也有它所適用的范圍，而不可不分場合機械地推行。所以上述講到圣人行為要齊同當時當?shù)氐亩Y俗是有道理的，這樣可以處事更隨順。同樣，圣人應按能力將事處理得更縝密一些，這樣辦事也可更容易些。反過來說，如裝出一副矜持、以虛偽的廉恥模樣來欺惑世人，行為上又自視清高、違背民俗，這些行為，圣人認為不是一種齊同習俗的行為。高大的大廈、開闊的房屋、相通相連的房，這是人們安居的地方，但鳥兒飛入以后，就會感到憂慮不安；高山、險阻、深林、草叢，這是虎和豹的樂園，但人進入以后，就會產生畏懼；山澗湖泊、淵潭重泉，這是黿鼉自由翔游的地方，但人一旦跌入其中就會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這是人喜歡的樂曲，但鳥獸聞之就會受到驚嚇而逃跑；深溪峭岸、大樹長枝，這是猿猴喜歡的地方，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會感到心驚肉跳。這正是形殊性異，人類引以為快樂的，鳥獸則以為是哀悲的，鳥獸以為安全的，人類則認為是危險的。好在上天覆蓋、大地承載、日月照亮，才使萬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處其宜、各為其能。所以，愚者也有他的長處，智者也有他的不足；木柱是不可以用來剔牙的，發(fā)簪是不可以用來撐屋的；馬是不宜馭物的，牛是難以追速的；鉛不能用來鑄刀，銅不能用來制弩；鐵不能用來造船，木不能用來制鍋。這正好說明事物各有它所適宜的范圍，只有將它們放在適宜的地方，才能發(fā)揮它們的有用性，而在它們的有用性這點上來看，它們又是一致的。所以對物不能說長道短、厚此薄彼。明鏡用來照人是再好也不過的，但將它放在甑里用以蒸食物，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犧牛毛色純一，用來作為祭祀的犧牲是再合適不過了，但用它來求雨，就不如神蛇了。由此看來，事物無所謂貴賤，如從它們的有用性、可珍貴這一點來斷定它們的貴重，那么就沒有什么東西不是貴重的；如抓著它們的無用性、低賤性來判斷它們的低賤，那么就沒有什么不是低賤的。對于玉璞，人們希望它越厚越好，對于角，人們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樣，對于漆，人們不會嫌它黑；對于粉，人們不會嫌它白。這四樣東西，人們對它們的要求完全相反，但當人們急需用到它們時，就有用性來說又是一致、一樣的。這就好比裘和蓑，對人來說哪一件更急需？這要看情形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進屋室就用不到蓑衣。這是因為特殊的環(huán)境決定了它們的更替使用。這也就像船、車、?、肆、窮廬本來就有它們所適宜的地方一樣。所以《老子》說“不要崇尚賢能（即不要有意識創(chuàng)導某種東西）”的意思是說不要將魚趕到樹上、把鳥沉到深淵。
所以堯帝治理天下，是任命舜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為司馬，主管軍務；任命禹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任命后稷為大田，主管農業(yè)；任命奚仲為工師，掌管百工。堯帝就是這樣，特殊情況特殊處理，讓住水邊的從事漁業(yè)，讓住山林的從事林業(yè)伐木，讓住川谷的從事牧業(yè)，讓住平原的從事農業(yè)。各種地方均有適合它的行業(yè)，各種行業(yè)又有適合它的器械工具，各種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適當用途，各種用途又有適合使用器械的人。湖澤地區(qū)的人編織魚網，捕魚捉蝦；丘陵地帶的人耕種田地，生產衣食。這樣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換回自己所沒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夠生產的物品去換回自己不會生產的物品。因此，離叛的人少而聽從的人多。這就好像將棋子和彈丸倒撒在地上，圓形的滾入低洼處，方形的停留在高處，它們各自有了自己的適宜安穩(wěn)歸宿，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如同疾風吹過簫管，忽然振動空氣，使長短不一的竹管發(fā)出高低、清濁不同的樂音。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樹林，就不愿舍棄而去打洞；貉與豪豬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愿離開再去攀援樹木筑巢建窩。萬物都不會避開對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對自己有害的東西。所以會有鄰國居民互相張望、雞犬之聲相聞、足跡無須踏進鄰國、車輛不必達到千里、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適生活的狀況。所以混亂的國家好像很興盛，政治安寧的國家好像很空蕩；將滅亡的國家總感不足，長存的國家總覺得有余。空空蕩蕩，并不是人煙稀少，而是人們都在各自持守著他們的本職；興盛熱鬧，并不是人丁興旺，而是人們都在離開本職追求末業(yè)。覺得有余，并不是財富特別多，而是人們的欲望相當有限和節(jié)制，浪費的事也很少發(fā)生；感到不足，并不是說國家財物匱乏，而是人們的欲望相當大且無法控制，浪費的事也經常發(fā)生。所以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們憑主觀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他們因循事物的規(guī)律制定出來的；他們的禁止、懲罰的措施，也不是任意編造的，而是在嚴格遵守某種客觀實際而設定的。
萬物的生存發(fā)展，不在于萬物本身，而取決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決于人；同樣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調治的是欲念，而摒棄欲念不在于消極地壓制欲念，是在于對性情的修養(yǎng)；修養(yǎng)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達到“德”的要求和境地；達到“德”的境地還不是最高的境界，能與道體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追究一下人性的發(fā)展變化，可以知道，人性變得雜亂污濁而不清凈潔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塵的污蒙。羌、氐、?、翟，他們生出的嬰兒哭聲相同，但等到他們長大以后，只能通過翻譯才能互相通話，離開翻譯就不能溝通，這是由于他們從小受的教養(yǎng)和習俗的不同。由此看來，衣飾禮儀風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響后形成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簡，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會沉下去，這是因為經過砍削破壞了竹子中空的特性。金屬物入水便沉，但將它們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會隨船飄浮水面，這是因為金屬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原本潔白的絹綢，用涅染過便變黑，原本黃色的絹綢，用朱砂一染就變成了紅色。人的本性本來清正無邪，但長期處于壞的習俗中就會濡染而改變，一旦改變也就遺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圍的人群合拍了。所以說，日月總是想發(fā)光明的，但浮云遮蓋了它；河水原本應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濁了它；人的天性應是平和的，但欲念擾亂了它。正因為這樣，只有圣人能拋開外物的誘惑而歸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東西南北，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極星后才醒悟。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極星。能夠發(fā)現(xiàn)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不會喪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發(fā)現(xiàn)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會在外物的誘惑下迷亂。就好像隴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孔子對顏回說：“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學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雖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還有可值得記取的新精神保存著呢！”這說明孔子是一個懂得返歸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縱貪欲而喪失本性，行為舉止就不會端正。用這種貪欲來修養(yǎng)心性就更危險，用這種貪欲來治國就會亂套，用這種貪欲來治軍就會失敗。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沒辦法返歸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體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聲留傳后世，德澤遍及四海。所以凡辦事處事，一定先要平心靜氣。只有平心靜氣才能正確處事辦事，這就像用玉璽按印泥一樣，按端正了，留下的圖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圖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堯舉薦舜，取決于堯用眼睛對舜的觀察，齊桓公任用寧戚，取決于齊桓公用耳朵對寧戚哀歌的傾聽。如果從上述兩件事中得出可以拋棄術數(shù)只憑耳目就能判斷事物的是與非，那么就一定會出大亂子。要知道憑耳目能對事物作出判斷的前提是必須要返歸道體本性。如果聽覺迷惑于誹謗和贊譽，眼睛沉溺于五顏六色，卻還想將事情辦好，這是不大可能的。內心充滿哀情的人，即使聽到歡歌也會流淚哭泣；內心充滿喜悅的人，即使看到別人哭也會發(fā)笑高興。面對歡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還是高興，這是因為內心所懷的感情使他這樣子。從這喜悲對立反復的現(xiàn)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虛靜平和的心態(tài)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蕩就興起波浪，神氣惑亂就會頭腦昏庸，頭腦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國家，這就像動蕩的水不能做水準一樣。所以圣人君主是抓著這一“道體”根本而不喪失，于是萬事萬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歸順降服。這說明這一“道體”根本是何等地珍貴啊！掌握就能無敵于天下。正因為圣人君主依據(jù)這無敵于天下的治國法寶，所以廣大民眾才肯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他。
提倡從事仁的人一定是通過哀傷喜樂之情去影響他人的，提倡實施義的人一定是通過施予剝奪讓人明白義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離不過十來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這僅用哀、樂之情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積聚到天下所有財富，而想滿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這僅靠這些利益是遠遠不夠的。況且喜怒哀樂之情，都是人們有了感觸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來的。所以哭聲發(fā)之于口、淚水出之于眼，這都是內心的悲憤之情在外部的表現(xiàn)，這就好比水往低處流，煙往上邊冒一樣，又有誰去人為地推動它？所以勉強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會顯得悲哀；勉強做出親善友好的態(tài)度，即使臉上堆滿了笑容，也不會顯得善和。這些都說明只有真情出自內心，外表的聲音和行為才會表現(xiàn)得真誠而不虛偽。所以厘負羈饋贈的一壺水泡飯要遠遠強過晉獻公的垂棘之璧；趙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遠遠勝過智伯的大鐘。這都說明禮物的豐厚不足以反映愛心，而赤誠的愛意倒足以使遠方的人都為之感動而歸順。所以公西華奉養(yǎng)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處那樣隨和；曾參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國君那樣小心翼翼，他們表現(xiàn)出的態(tài)度盡管不同，但在奉養(yǎng)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樣的。所以，胡人盟誓用頭骨裝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這里，表現(xiàn)的形式各異，而在表現(xiàn)真誠信義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發(fā)，羌人領口打結，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發(fā)，在這里，他們裝飾打扮各異，但服飾和裝扮的實用性是一致的。古代顓頊帝時有法規(guī)定，如果婦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達的道口驅除邪氣。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間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傷風敗俗。在這里，古今禮節(jié)盡管不同，但各有其風俗習慣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禮節(jié)形式不同，但表現(xiàn)在尊崇君王、愛護親人、敬重兄長上卻又是一樣的。而獫狁的風俗則相反，表現(xiàn)出對子孫相當慈愛，對父輩卻相當威嚴。那飛鳥成行、獸類群處，這又是誰教它們的？所以魯國采用儒家禮節(jié)，施行孔子學說，結果反而國土被削減，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親附，遠者歸服。越王勾踐剃發(fā)文身，沒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沒有規(guī)規(guī)矩矩的儀態(tài)，但在太湖一帶戰(zhàn)勝吳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稱霸天下，使泗水之濱的諸侯都率各自管轄的邊遠小國來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亂纏裹，披頭散發(fā)，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說話嘰哩呱啦，但國家不會滅亡，這是因為我們看似無禮，實質他們有他們的禮節(jié)。楚莊王身穿寬衣長袍，照樣發(fā)號施令于天下，并終于稱霸諸侯。晉文公衣著粗布，身披羊皮，皮帶系寶劍，但照樣威名天下。由此看來，哪能說鄒魯?shù)娜寮叶Y節(jié)才一定算禮節(jié)？所以到了別的國家就該遵隨他們的習俗，到了人家家里就應回避人家的忌諱；不要違反當?shù)氐慕睿膊灰|犯當?shù)氐牧曀祝@樣你就是到了像夷狄這樣赤足裸體的落后國家、荒遠異域，也不會感到窘困。
禮儀是現(xiàn)實生活中人際關系、感情的表現(xiàn)形式；而仁慈的行為則是內心恩德的真實效驗。所以禮儀是依據(jù)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內心仁愛在人容顏上的流露。正因為這樣，禮儀形式不可能超出實際感情，而仁慈的行為也無法超越內心仁德的范圍。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規(guī)定子女為父母服三年之喪，這就是勉強人們去做難以做到的事，而人們?yōu)榱俗龅竭@點，就只能以虛假的感情來應付這三年之喪；實際上規(guī)定子女為父母服喪三個月倒是切合人性：人們在這三個月中能充分表達哀情。這正說明，儒墨兩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動的規(guī)律，硬是制定出違反人之常情的禮節(jié)，并硬性規(guī)定喪服等差和期限。表達悲哀的儀式要合乎實情，安葬父母的葬禮要對得起養(yǎng)育之恩。不強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強行阻絕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禮儀形式的規(guī)定要恰如其分，這樣就不太會受人非議。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瑣的尊卑謁見禮節(jié)，跳《采齊》《肆夏》那樣的舞蹈，而是認識到用這種繁文縟節(jié)曠日煩民，實在毫無意義，所以制定禮儀只要能表達真情實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會陳設鐘鼓、吹奏管簫、舞動干戚、揮動羽旄、縱情歡樂，而是認識到這樣太浪費財物、擾亂政事，所以制定樂禮只要能抒發(fā)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慶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會消耗國力、勞民傷財，為達官貴人舉行葬禮，讓死者口含珠玉、衣著玉衣，用綿絲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認識到這樣做只能使百姓更窮困、事業(yè)受破壞，而對死者的枯骨腐肉毫無益處，所以安葬只求能夠收埋掩蓋就行。過去舜南巡去世于蒼梧，就地埋葬，而且也無國葬儀式，都市店家照樣開門營業(yè)；禹視察江南死后埋于會稽山，農民照常在田間耕作勞動。他們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通曉奢侈和節(jié)儉之間的界限。亂國就不是這樣了，他們說的和做的不一樣，內心想的和外表表現(xiàn)不一樣；禮儀形式花頭花腦，音樂花俏而失去節(jié)度；看重死者而損害活人，而服喪三年以孝行嘩世則更是束縛人的本性行為。因此世風渾濁，誹謗朝政的事也就時有發(fā)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廢除他們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謂“義”，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為適宜；所謂“禮”，就是為體現(xiàn)真實感情而制定的儀式。“義”本來的含意就叫“宜”（適宜），“禮”本來的含意就是體現(xiàn)情感。過去扈氏就是死抱著過時的“義”而被啟殺害，這是因為他只知道“義”而不知道“義”還要適合時宜；魯國是以孔孟儒家的禮法來治國的，但結果國力日益衰弱，這是因為魯國國君不知道“禮”是要體現(xiàn)真情實意的。有虞氏的禮法是：他們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樂則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飾崇尚黃色。夏后氏的禮法是：他們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戶神，喪葬時靈車棺柩四周圍上帳幔，并裝飾著?扇樣的飾物，音樂則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飾崇尚青色。殷人的禮法是：他們用石頭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門神，有在墳上種上松樹的喪葬禮法，音樂則有《大?》和《晨露》，而服飾崇尚白色。周人的禮法是：他們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禮有在墓上種松樹的習慣，音樂則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飾崇尚赤色。這上述四代的禮樂因時代變遷而發(fā)生很大變化，同樣服飾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禮法都體現(xiàn)了親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倫。現(xiàn)在如果死抓住一國之禮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來否定、非難世代變化了的禮俗，這就好像膠住弦柱而想調瑟一樣。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禮儀就像做衣裳，規(guī)定節(jié)行就像做衣帶。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規(guī)即可，能寬松舒適、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異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帶能夠打成紐結、束緊衣襟就行，不必講究繡上什么別致的花紋圖案。所以說，制定禮義的根本要求，是幫助人規(guī)范思想、道德；在這意義上說，我們也沒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倫理了。
所謂“明”，不是說能看清別人，而是說能認識自己。所謂“聰”，不是說能聽見聲音，而是說能傾聽自己的心聲。所謂“達”，不是說能了解別人，而是說能自知之明。所以說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養(yǎng)得通體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來。“道”如能與你身心融合，那么憑著它就能視察清晰，憑著它就能聆聽聰靈，憑著它就能言論公正，憑著它就能行動順暢。所以圣人處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廚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處而不損傷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則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則壅塞而不入，小的則空落不嚴實。正是心神不寧則手勢散亂，越折騰越離譜。圣人處理事物能判剖自如，處置有序；散亂了則有辦法使它整合，離開了則有辦法使它復歸，雕琢過的可以使它返歸質樸。整合而為道德，離散而為儀表。這樣就能轉入玄冥之中，散應一切而不留痕跡。而靠禮義來制約人的行為，又怎么能從根本上治理好社會？
世界上有很多所謂的明事理者，實際上大多是離開這一“道德”根本的，說什么“禮義足以治天下”，這種人是不可以和他談治國方略的。所謂禮義，實際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習俗，各適合于他們的時代。這就好比祭祀時用的芻狗和祈雨時用的土龍，開始扎塑它們的時候，用青黃色彩涂上裝飾，然后用錦繡包裹和絲帛鑲邊，再用紅色絲線纏扎起來，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著禮帽，非常莊重地迎送它們。但等到使用過它們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樣被扔掉，還有誰貴重珍惜它們？所以，在舜的時代，有苗不歸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戰(zhàn)爭討伐，將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時代，天下洪水泛濫，禹命令民眾堆聚土壤和積集柴草，選擇丘陵高處居住。武王討伐紂王時，用車載著去世不久的父親的靈柩前去討伐，等消滅紂王后，海內還沒安定下來，所以武王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發(fā)揚文王的美德，這樣才有了服三年之喪的做法。禹時天下洪水成災，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庫，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這些均是圣人為了順應時代和客觀情況而采取的權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贊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鋤鍬之舞，只知道三年服喪而非議一日喪期，這就好像只贊美牛而非難馬一樣，也像用徵音來取笑羽音一樣。以一種呆板凝固的禮法來對待日益變化的社會，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彈奏出《棘下》的樂曲沒有什么不同。而根據(jù)時世的變化而制定的禮法，再用于變化了的時世，就很難做到恰當適宜；如不變化禮法，就會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樣可笑。所以調整一次弓弩上的瞄準器是不可能用它來發(fā)射一百次的，同樣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頭。這說明瞄準器必須根據(jù)目標的高低不斷調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須根據(jù)氣候的變化不斷更換。所以說是“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據(jù)世道來制定法規(guī)，隨應時代來治理國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過天，在梁父山上祭過地的，有七十多位，他們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們有意標新立異，而是因為時代社會變了。因此，不能照搬他們那些現(xiàn)成的法令，而應該是效法他們制定法令的原則。而他們制定法令的原則就是根據(jù)變化了的時世不斷改變法令。能夠根據(jù)時世變化而不斷變法，這就是最可貴的精神之所在。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學著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動人的奧妙卻是難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規(guī)是可以觀摩的，但他們制定法規(guī)的緣由卻是難以探究的；古代雄辯之士的辯詞是可以模仿的，但他們如此善辯的內涵卻是難以揭示的。淳鉤之劍是不值得愛惜的，可愛惜珍貴的倒是歐冶的鑄劍技術。那王喬和赤誦子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忘卻形骸、摒棄智慮、抱守素樸、返回真純，遨游于玄眇境地，與上天相通而成仙。今天如果有人想學到他們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們的一吐一吸、時伸時屈的動作，而沒有掌握他們涵養(yǎng)元氣、修煉精神的奧妙，要想騰云駕霧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們輕天下，渺視萬物，齊生死和同變化，他們懷著無所不容的圣明之心來觀照事物的真諦，上與天道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學到他們的處世之道，只死守著他們的法典條文，而沒有他們那種清靜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得十把利劍，不如掌握歐冶的鑄劍技術；得百匹駿馬，不如掌握伯樂的相馬技術”。
最大的“樸”是沒有形狀的，最玄妙的“道”是無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圓的，而沒有什么圓規(guī)能夠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沒有什么方矩能夠丈量它。古往今來叫做宙，四方上下稱做宇。道在宇宙間，但不知它的具體所在。所以目光不遠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談論大的；智慧不宏大者，是不能和他談論道的。以前馮夷得了道后便潛入河中成河神；鉗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侖山成仙人；扁鵲靠著道來治病，造父憑著道來駕御車馬，羿憑著道成了神射手，工?靠著道成了能工巧匠。在這里，他們所做的具體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秉受了道而通曉萬物事理的人，彼此間是不會產生矛盾和非議的，這就好像用同一個水塘的水來灌溉農田一樣，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現(xiàn)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燒烤，做出各種各樣醇美之味，然而它們都出自于同一條牛。砍下?楠豫樟，剖開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開鋸斷，做出各式各樣的木器，然而它們都出自于同一樹木這原料。所以百家的言論，旨趣相反，但合乎道理是一致的，這就好比絲竹金石各種樂器合奏樂曲，曲子和彈奏不管怎樣變換，但它們都不可能脫離曲譜和樂曲本身。同樣，伯樂、韓風、秦牙、管青，他們相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了解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盡管有差異，但他們都得民心是一致的。所以商湯推翻夏朝以后則用夏朝的基本法規(guī)，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則用殷朝的基本法禮，夏桀和殷紂王用這些禮法導致滅亡，而商湯和武王則憑著這些禮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種雕刻的工具，沒有優(yōu)秀的工匠來用它處理木材，還是白搭；有了各種冶煉鑄造的設備，沒有靈巧的工匠來用它鑄煉金屬，還是不行。屠牛吐一早晨宰殺九頭牛，可是他的刀還是能鋒利得可以剃下毛發(fā)；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還像剛開過口的新刀一樣。這是為什么呢？這是由于他們掌握牛體骨骼的規(guī)律，使用刀時根本不會碰到骨節(jié)，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規(guī)矩鉤繩，只是發(fā)揮技巧的工具，而它們本身并不會產生技巧。所以說，瑟如果沒有弦，即使是師文這樣的高明樂師也不可能彈出樂曲來；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傷。所以，瑟和弦只是彈奏悲曲的工具，但它們本身并不能產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種機械，其中有明暗機關，錯綜連通，進入到神奇莫測的境地，運用心神和手的配合來使用工具，根本不須用眼睛去接觸具體物件，這種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傳也是不可能的。盲樂師靠想象觀察事物，運用樂舞的形式來表達它們的神態(tài)，配合樂曲的節(jié)奏，這種出神入化的技術，即使做兄長的也無法傳授給弟弟。現(xiàn)在一般人都用水準儀器來測準水平，用墨繩來測定直線，如果不使用這些儀器來測平取直，這就不是人人都會的技術了。所以叩擊宮音而另一只的宮弦也就隨之應和起來，叩擊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隨著應和起來，這是同音律應和的現(xiàn)象。如果改調成一種與宮、商、角、徵、羽不相對應的音調，當彈奏起這種音調時，另外的同一音調的弦照樣會產生應和現(xiàn)象，其中的奧妙道理是無法用言語傳授的。所以說虛靜的精神是形體的主宰，而一旦進入到這種靜寂的狀態(tài)，那就什么細微的聲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沒有固定的標準，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當成是，把自己的非當成非。他們所認為的是與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為是而以別人為非。由此看來，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所以，追求“是”（正確）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過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東西；尋找“非”（錯誤）的人，不真是在剔除錯誤，而只不過是在排除違逆自己心意的東西。所以說，違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別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難。最正確的“是”是不存有錯誤的，最荒謬的“非”是無正確可言的，這才是真正的“是”與“非”。如果“是”在此是對的，而在彼則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錯的，而在彼則是“是”的，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對。這種是與非，只適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與“非”則適用于整個宇宙。現(xiàn)在我想選擇對的（“是”）來遵循保持它，確定錯的（“非”）來避開它，可又不知道世人說的是與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老子》說“治理大國如像烹制小魚一樣”。這意思是說，為政寬和的人不會老去翻攪，他懂得翻攪過多會攪爛小魚的；而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罷休，別的什么也不管。晉平公講話不妥，師曠舉起琴撞擊平公，琴掠過平公的衣襟撞到墻上，平公身邊的人準備將撞破的墻補上，平公說：“算了，別補了，留著它可以記著寡人的過失。”孔子聽到此事后，說：“平公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身體，而想要用這種寬宏大量的態(tài)度來鼓勵群臣的進諫。”但后來的韓非卻作這樣的評價：“群臣失禮而不懲罰，這是在縱容過失。以后平公之所以不能稱霸就是由此引起。”有位門客給宓子賤引見一位賓客，賓客離開后，宓子賤對他的門客說：“你引見的賓客有三條過失，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臉，這就是傲慢無禮；第二在談話中不稱我老師，這是違背師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淺卻無話不談，這是說話沒有分寸。”但門客卻這樣說：“他看到你便笑，這是恭敬而平和；談話中不稱你為師，這說明他通達；交情淺卻無所不談，這說明他忠厚。”那位賓客的容貌舉止就這樣，但有人認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認為他是小人，這是由于各人都從自己的立場、觀點來看問題，由此引出不同的結論。所以，志趣投合，言語越忠懇則越親近；關系疏遠，計謀越恰當則越被猜忌。親生母親為兒子治頭瘡，弄得鮮血流到耳朵上，看見的人認為這是母親對兒子的關愛；若是繼母做這件事，看見的人就會認為這是繼母在嫉恨兒子。事情原本就是這樣，但由旁觀者看來就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從高處城墻上看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豬那么大，這是由于觀察者從高處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臉的形狀是圓的，而在杯子里的臉則是橢圓的。這是由于用來照臉的器具不同造成的。現(xiàn)在我想端正自身而處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斷改變自己的處世態(tài)度來趨附世俗，這就好像躲避下雨，實際上沒有哪個地方是會不被淋濕的。你經常想處于虛靜的狀態(tài)，可它不是靠人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那不是靠人為力量，而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虛靜狀態(tài)，是一般人所羨慕而難以達到的虛靜狀態(tài)。也只有通達“道”的人才能達到這種虛靜狀態(tài)。所以通達“道”的人就好像車軸，自己并不運轉而是隨車轂的轉動運行千里，運轉于無窮無盡的境地。而不通達“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訴他東西南北，他在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個彎進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這種人就像風標隨風轉動，一輩子為人所奴役，沒有片刻的寧靜。而圣人是與“道”融為一體，返歸本性，以不變之“道體”應付萬變之世界，這樣也就達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們堅守本職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禮儀也容易實施，人們間的債務也容易償還。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種官職，一官也不兼任多種事務，士農工商各行其職，在不同的領域從事不同的工作內容。因此，農夫們在一起談論勞動力之強弱，士人們在一起討論德行的高低，工匠們在一起研究工藝技術的精巧，商人們在一起交流生意經。是時，士人沒有失檢的行為，農夫沒有白費的勞動，工匠沒有偽劣的產品，商人沒有虧損的買賣，各行各業(yè)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干擾。所以伊尹興建土木工程時，腿長的被安排去踩鍬，背力強的被安排去背土，獨眼的被安排去測水準，駝背的被安排去鋪抹地坪，各種特性特點都被用得恰到好處，所以此時人性無貴賤優(yōu)劣之分。胡人善于騎馬，越人善于泛舟。具體的形狀種類不同，如改變他們不熟悉的事情，就會亂套；喪失他們應處的地位和環(huán)境，就會變得毫無用處，而得到適當?shù)奈恢茫蜁兊檬钟杏谩Ｊト四芫C合他們的情況，統(tǒng)籌安排，合理使用，使人們都能發(fā)揮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夠先知先覺、深謀遠慮，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這樣的標準去苛求人們。博聞強記、能言善辯，這同樣是聰明人中的精英，這圣明的君主同樣不能用這種標準去要求下屬百官。高傲自負，不和世俗同流合污，這是士人的高潔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卻不能拿這樣的品行去教化民眾。制造連?運開的神奇機械，并不留雕鑿的痕跡，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樣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這種技巧。所以萇弘、師曠，他們能預先知道禍福，提出的建議也無大失策，因而他們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樣做同一種工作；公孫龍能言善辯，分辨同異、分析堅白，因而他們不能和眾人一樣掌握同一種學說；北人無擇非議指責舜的德行而自投清涼之淵，但這不能以此作為世人的榜樣；魯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鳶鳥，并使鳶鳥在天空飛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讓他們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為普通民眾的標準；高尚的品行，不能拿來作為一國民眾的風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體輕重不差銖兩的人，圣人也無法來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來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測物體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無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儀器來測量。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不可能長期依賴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儀器倒是可以世代相傳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鈍來保持，而指揮軍隊打仗則要靠權變的策略來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飛兔這樣的駿馬才駕車，那么天下人就別想乘車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嬙這樣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終身也別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現(xiàn)古代那樣的俊才，就當前的這些人才就夠了，只是要廣泛網羅并充分利用即可。騏驥這樣的駿馬能一日千里，但這千里路，一般性的馬也能在數(shù)日里走完。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無須專靠特殊人才，而以“道”術治理國家則可以普遍實施長期適用。而亂世治國的用人方法就不是這樣，它將標準提得極高，并要問罪于那些達不到標準的人；它將任務定得很重，并要懲罰那些完不成任務的人；它將事情復雜化和困難化，并要誅殺那些不敢去做這些事情的人。廣大民眾被上述這三種不切實際的責難弄得窘困萬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來欺詐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來避免懲罰。所以這樣一來，就是有嚴刑峻法也無法禁止這些邪門奸詐。為什么呢？因為人的能力實在難以達到所定的那些標準和要求。所以諺語這樣說：“鳥到窮困時會啄敵，獸到窮困時會觸頂，人到窮困時會使詐。”
以道和德作為事物的規(guī)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廣至江南河北而不改變方向，馳騁千里之外而不變更行跡。而人們所取舍的禮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處，從東邊看，它在西邊，從西邊看，它又在東邊，是沒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來裁決，也無法確定其方位。所以同樣的一種取舍，是得到誹謗還是得到贊譽，取決于習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窮困潦倒還是騰達顯赫，取決于時世。像湯武那樣廣積善行，這是人們都能做到的事，但他們碰到像桀紂那樣的亂世而得以大顯身手，這恰恰是天賜的機遇。如果只有湯武那種志向，無桀紂那樣的亂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業(yè)，也只能是空想。過去武王手持戈鉞，以武力討伐紂王，并戰(zhàn)勝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著笏板、拿著殳杖上朝視事。武王病逝后，殷遺民乘機背叛周朝，周公攝政輔佐成王，登東宮代行天子職權，背靠屏風坐在天子的寶座上接受諸侯的朝拜，流放參與叛亂的蔡叔，誅殺作亂的管叔，降服叛亂的殷民，收拾商紂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歸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變了，而是為了順應時勢；周公放逐兄長誅殺兄弟，不是不仁，而是為了拯救危難中的國家。所以事情合于時世便能成功，行為符合時宜便能樹立名聲。過去齊桓公會合諸侯時用的文車，回到國內又用武力鞏固政權；晉文公會合諸侯用的兵車，回到國內又用禮義治理國家。這齊桓公先柔后剛，而晉文公先剛后柔，可他們都能做到號令天下，控制諸侯，這是因為他們能審時度勢，隨機應變。還有，魯國的隱士顏闔，魯國君想用他為相，顏闔不愿意，魯君又贈給他重禮以想使他轉意，但顏闔卻鑿穿房屋的后墻而溜之大吉，并成為天下著名的人物。魯君也沒有追究他的違逆行為。假使顏闔碰到商鞅和申不害這樣的法家人物，必定會遭到誅滅三族的懲罰，更何況顏闔自身呢！世人都稱頌古代的圣賢，并推崇他們的德行，而對同時代也具有的這種圣賢人都不知道愛崇他們，這倒不是現(xiàn)代圣賢比不上古代圣賢，而是他們的才德不合時宜。所以駕六匹騏驥或四匹??來渡河，倒不如用一條獨木舟來得便當，這是因為所處的環(huán)境決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績事業(yè)的人，必定行事簡約、合于時世。而今的世俗觀點是，以完成功業(yè)與否作為賢能的標準或尺度，以戰(zhàn)勝禍患與否作為聰明的尺度或標準；以為遭災的必定愚笨，認為死于節(jié)義的必定愚戇；但是我們認為以上各種人都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無所謂優(yōu)劣和賢愚。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樣披頭散發(fā)、裝瘋賣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樂意以直行盡忠來為節(jié)義獻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樣裝瘋賣傻。伯夷、叔齊不是不能接受奉祿、官職來建功立業(yè)，但他們就是樂意用高潔的品行遠離塵世以絕世俗，所以他們不接受高官厚祿。許由、善卷不是無能力安撫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們就是羞于因外物攪亂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讓、要離不是不知道享受天倫之樂，讓妻兒平平安安來茍且偷生，但他們就是樂意忠誠赤膽，為主人獻身，所以不留戀人間生活。今天如果我們從箕子的角度來看比干，那么比干就顯得愚蠢了；從比干的角度來看箕子，那么箕子就顯得低卑了；從管仲、晏子的角度來看伯夷，那么伯夷就顯得愚戇了；從伯夷的角度來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顯得貪婪了。人們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愛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為歡樂，在這里又有誰能使他們改弦易轍？又有誰能對他們所做的事定是非、別優(yōu)劣？所以曾子這樣說：“同是因敲擊船板而發(fā)出的聲音，鳥聽了高飛而去，魚聽了藏入深淵。”這說明行動各不相同，而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帶著百輛車子經過孟諸澤時，正在釣魚的莊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釣到的魚都倒到水里去了。鵜胡飲水數(shù)斗都不夠，而鮪只須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夠了；智伯擁有三晉還不滿足，林類和榮啟期衣衫破爛得像蓑衣都毫無遺憾。由此看來，人們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責難和非議呢？看重生命的人，不會為了利益而損害自己；堅持名節(jié)操行的人，不會看到危難而茍且逃避的；貪得無厭的人，看到利益就會不顧一切；而珍愛名聲的人，是不會隨便取獲不合道義的東西。將這些相比較而論，真好比是炭與冰、鉤和墨繩，真不知什么時候能使它們吻合相容呢？假使讓圣人來仲裁，就有可能將此調和、兼容、并蓄、覆蓋為一體，無所謂肯定此、否定彼。飛鳥習慣筑巢而棲息，狐貍習慣洞穴而歇宿；在這里，無論是筑巢棲息還是洞穴歇宿，都是為了找到一個歸宿。而社會中的人們取舍什么、行動什么，也都想找一種寄托和歸宿，各人都在找一個自己樂意舒適的安身之處；而能夠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從“道”的角度來看萬事萬物，就會將它等而視之、總而齊之。
盛世太平國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沒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沒有煩瑣的政務，士人沒有虛偽的品行，工匠技藝沒有淫巧的成分；事務合乎常規(guī)而不混亂，器物完美而不雕飾。而亂世就不是這樣。飾偽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價，施行禮義的人互相虛偽造作；車輛極力雕琢，器物競相刻鏤；求取財物的人爭搶難得之物，并把它們當作寶貝；以文辭互相詆毀的人糾纏于冗長煩瑣的事中而自以為聰明。官吏們互相爭吵詭辯，將政務工作久拖而不處理，這些對治理國家毫無益處；工匠們處心積慮要制作奇異的器具，累月經年才完成，卻不適合于使用。所以古代神農的法令這樣說：“成年男子如果不從事耕種，那么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餓；年輕婦女如果不從事紡織，那么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凍。”因此神農自己親自耕種，他的妻子親自紡織，為天下人作出了榜樣。神農教導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貴難以得到的貨物，不要過分器重無用的物件。所以那時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種不可，否則將要餓肚子；女子非得勤奮織布不可，否則將無法遮蔽身體；有余和不足，都直接關系到每個人自身；豐衣足食，邪奸就不會產生，大家安居樂業(yè)而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參那樣的善人沒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賁和成荊這樣的勇士沒有地方好顯威武。而衰敗的社會風俗完全不同，大家憑著智巧而弄虛作假，矯飾各種無用的器物，有意珍貴遠方的奇貨，珍惜難以得到的財寶，卻不積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風被破壞得亂七八糟，純樸的民性被破壞得支離破碎，牛馬被關進欄圈后也沒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顛倒，清澈變混濁，人們就像風中蓬草，被刮得飛揚躁亂；忠誠信義的品德流失殆盡，人也跟著失去善良本性。于是社會出現(xiàn)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麗的花紋圖案來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豬、面米細糧和各種風味小吃來滿足人的食欲；用鐘鼓管簫、絲竹金石等樂器來淫蕩人的耳朵；又以講究禮儀形式、各種流言蜚語來攪亂人的心神。這樣，百姓被攪得紛擾狂亂，日夜為利益奔波追逐，人變得煩躁淺薄，禮法和道義相違，德行和利益沖突，這樣的社會，即使有十個管仲也無法治理好。
富人的車輛外用彩繡的車衣圍裹，馬則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裝飾，車上的帷幕和褥墊都配用繡繪絲織品，各種色彩交錯著，無法形容它的華麗。而窮人夏天穿著粗布短衣，索著粗麻繩，吃豆類食品，喝涼水來填飽肚子，以便能熬過酷暑；冬天則穿著破爛的羊皮衣，粗布衣袍無法遮蔽身體，只得蹲在灶爐口取暖。所以同是編入戶籍的人，會出現(xiàn)如此大的貧富差別，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別，這真的使人無法比較和言說。那些憑著奇異技巧、偽詐歪邪門道的人，卻能在世上過著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茍且得利的人，卻免不了饑寒的災患，在這種社會不公平的情況下，要想使人民摒棄末業(yè)、返歸農業(yè)根本，這就像掘開了水源卻又堵塞了水流一樣。社會有意導向雕琢刻鏤，必然迫使農民棄農從工，妨礙了農業(yè)生產；社會講究服飾秀美，必然致使婦女精于刺繡，也必然妨礙了一般意義上的紡織業(yè)。這農事荒廢、紡織受損，必然會有饑寒出現(xiàn)。饑寒一旦降臨，人們能不觸犯法令和禁令，這是從古到今都沒有聽說過的事。
所以說人的仁或鄙取決于時勢而不取決于個人行為，人得利或受害取決于天命而不取決于人的智力。敗軍中的士卒，一旦敗下陣來，連勇敢的也跟著敗逃，這時將領統(tǒng)帥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勝軍的隊伍，一旦獲勝，連膽怯的也會跟著沖鋒陷陣，拼死前進，生怕趕不上趟。所以江河決堤，一鄉(xiāng)的父子兄弟棄親人而不顧，各自逃命，爭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腿腳靈便的先上去，也不顧別人；盛世太平的時候，人們心平氣和，看到鄰國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況是自己的親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見，自身安穩(wěn)，恩情就會施及鄰國，躁亂的自私心態(tài)也會隨之消失；反之如自身處在危難之中，就會連親人都不顧，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幫助解救了。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為他自己的手腳都忙于劃水，沒有空閑時間。被火灼傷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為他自己受傷疼痛萬分。由此推出，人民豐衣足食就會互相謙讓，而人民衣食不足就會互相爭搶。互相謙讓則禮義產生，互相爭搶則暴亂興起。過路人敲門討水喝，主人沒有不給的，因為有的是水。在山林中柴薪難以出售，在湖區(qū)魚蝦不易出讓，因為這種地方有的是這類東西。所以說物質豐富了，人們的貪欲會減省；要求得到滿足，爭奪的事就會止息。秦始皇時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兒女，這是因為物財不足；當今劉家執(zhí)政，獨身男子也能收養(yǎng)孤兒，這是因為財物富裕。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規(guī)規(guī)矩矩過日子，因為沒有什么物質利益能驅動他去做壞事；但如世道混亂，君子都會做越軌之事、犯法之事，這時法令也無法制止他。
【淮南子全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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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過奇異的心血來潮_詩歌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