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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杭州5月31日電：孩子，你慢慢來——別再相信“贏在起跑線上”的謊言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章苒、余靖靜

　　孩子，你慢慢來。你獨一無二，與眾不同，你有權以自己的思想主宰成長。

　　孩子，你慢慢來。春天開花，秋天結果，成熟需要時間。小神童和小超人的人生，并不樣樣領先。

　　人生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長跑，是一場馬拉松——馬拉松從來沒人搶跑，因為絕不會“輸在起跑線上”。所以孩子，你一定要慢慢來。

　　允許孩子慢慢成長，這恐怕是當前最著急，最不能慢慢來的事。

　　當興趣班成為“信仰”

　　每一年小升初，杭州的頂尖初中都會為爭奪兩三百名“最最優質的生源”而激戰一番。

　　他們被稱作“牛孩”。一位網名“牛爸”的家長為今年剛剛進入初一的這群新生建起了一個QQ群“杭州牛孩集中營”。頂尖的民辦初中，某種程度上也是“集中營”。牛孩們來不及驕傲，已經進入了更高層次的焦慮。

　　在“牛孩集中營”這個群里，記者偶然看到牛孩父母們的一段對話：

　　牛孩家長A：有沒有經常帶競賽的并出成績的數學老師推薦？電話號碼多少？

　　牛孩家長B：同問

　　牛孩家長C：我也要，最好有韓劇《學習之神》里的那老師的效果。

　　這是典型的家長心聲。不論孩子已經有多出色，家長們仍然期待神一般的培訓班，神一般的輔導老師，孩子則象神一般地學習。一些家長在恐慌和焦慮中無從依賴，于是催生了一種共同的奇特信仰——培訓班。

　　在杭州有一位傳得神乎其神的奧數徐老師。家長每天寫博客記錄自己孩子與徐老師親密接觸的過程，很多“孩子還沒到年紀”的家長則每天等著看更新，為這個孩子“什么時候被淘汰”捏著一把汗。

　　一名臺北學生注意到了大陸奇特的培訓班文化。這名中國美院的學生對兩地進行了比較：臺灣沒有那么多專為考試服務的畫室，而大陸的學生把在畫室學習當作人生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考不上就完了。他疑惑地問：“畫畫不是興趣嗎？畫畫應該沒有壓力啊！”

　　大家都把興趣班當成應試捷徑的一個結果是，行情水漲船高，為了加分或者應試而學的孩子并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回報。據了解，杭州一所小學，班主任曾讓孩子們填興趣特長，一個班50個孩子，35個孩子在學鋼琴。老師不得不宣布說，彈鋼琴不算特長，因為“會的人太多了”。

　　據了解，2012年杭州建蘭中學招生，以特長生名義報名的學生就有三四百名，其中鋼琴十級的學生就有60多個，而按照學校的招生計劃，鋼琴特長生只招收一兩個。

　　問題是，經過如此慘烈廝殺進入民辦中學的藝術特長生，很多人會在初中比較嚴峻的課業壓力下，放棄藝術特長。

　　當興趣班成了“信仰”，這些奇特的場景才能在各地上演：周末孩子在少年宮上一天的課，家長就在外面扎帳篷，孩子睡個午覺繼續上課。幼兒園也不能幸免，四五歲的孩子下了課，家長在走廊上喂飯，這些還沒有解決自主吃飯問題，晚上還要抱著奶瓶入睡的孩子，吃完飯要接著學習。

　　杭州市第二中學是當地重點高中的“第一梯隊”，近年來挑戰“輕負高效”教學，希望能“把時間空出來讓孩子玩”，結果遭致家長集體反對。“他們問我，為什么不把時間利用起來給孩子補課？”校長葉翠微說。

　　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也有類似苦惱，“我們這兩年開始重點查違規補課，有天晚上十點多，有家長打進市長熱線‘12345’投訴，我以為哪里在違規補課了，結果家長要投訴的是‘為什么不讓孩子補課’！”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很可憐，真的很可憐。”長期關注幼兒教育的浙江省特級教師王芳說。即便在看似離高考指揮棒十萬八千里的學前階段，家長們“很急，很瘋，很可怕。”

　　“家長患了一種病，集體焦慮癥。”浙江省教育學會副會長魯林岳說，“這種病是我們整個社會焦慮的折射，一些政府部門是GDP導向的，一些教育單位是GDP導向的，所以大多數家長不能幸免，無法超脫。”

　　“另外一個原因，今天的家長對子女追求成功的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因為現在大多數孩子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的成敗對家庭來說，是百分之百，簡單的就是說，輸不起。再追究下去，跟我們的文化、傳統教育價值觀有密切關系，跟人才觀、幸福觀存在誤區有密切關系。”

　　“我覺得身邊的同學都很急，急著嫁人，急著找個穩定的工作，”在浙江大學新聞系就讀的臺灣學生李伶在接受《錢江晚報》采訪時說，“臺灣的年輕人大多追求自己的夢想，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再考慮安定下來。”

　　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馮鋼說：“有一種理論我聽了不知道多少遍，家長對孩子說，如果考不上大學，你怎么跟有錢人家的二代拼，你怎么跟機關領導干部的二代拼，你根本拼不過。你唯一能拼的，就是你如果考進大學，你可能還有希望。”

　　馮鋼說，從上世紀90年代后，社會結構開始逐漸固化了，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如果說一個社會所有能夠向上流動的渠道只有一條，就是考大學，那么家長肯定都圍著高考打轉。

　　馮鋼說，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家長焦慮不能完全避免，但當焦慮成為一種社會群體性疾病，并且非理性地互相傳導蔓延時，那么在這個群體中最脆弱的那些人，一定會出現不理智的行為。而這些行為的承受者是他們自己的孩子。

　　別讓孩子跑錯了方向

　　讓孩子提前學習，避免“輸在起跑線上”，但是違背規律的學習，最后帶來的不僅僅競爭中快和慢的問題，而是跑偏方向或者跑反了的問題。

　　王芳說，孩子有自己的成長規律，比如3歲是直覺思維期，五歲才有形象思維，大班的孩子才開始出現邏輯思維的萌芽，8-12歲是記憶力最好的時期。“讓充滿想象力，充滿創造力的孩子去記憶漢字，背出一百以內的加法，他雖然不理解，但也能做到，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呢，想象力的空間被固化的知識填滿了。”

　　一項研究表明，在學前班認識較多漢字的孩子，一年級的語文會領先其它孩子，但是到了二年級，水平就與其它孩子持平了。

　　再以畫畫為例，8歲的孩子才能按大人的視角觀察臨摹，在這之前孩子畫畫只是直覺思維的自我表達。讓太小的孩子學習繪畫技巧，告訴孩子太陽應該是圓的，云朵應該是白的，且不論對想象力的扼制，至少是一種浪費時間。

　　“美術教育中深受其害的就是社會上的這些考前教育。8筆畫蘋果，幾筆調色彩，目的是為了應試，”清華美院教授方曉風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說，直接后果是學生臨募能力強，表達能力弱，當然產生不了大師。

　　幼教專家說，現在很多孩子三歲開始學輪滑，其實孩子的骨骼并沒有發育好，輪滑會傷害到身體。太早學芭蕾也是一樣，對孩子的骨膜等等都是挑戰。

　　“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是精明的商家發明出來的一句廣告語。”魯林岳說，“家長被高考綁架還可以原諒，但是如果被廣告左右就太不合格了。”

　　興趣班的使命就是把孩子送進名校。孩子們多才多藝，但卻并不享受自己的愛好。“很多鋼琴十級的孩子發誓再也不碰鋼琴，他們不覺得音樂是終生的伴侶，因為音樂奪走了他們玩樂的時間。”一名專門教授鋼琴的老師無奈地說。

　　“有時候僅僅是因為太早，太急，家長反而把孩子的興趣扼殺了。”時代小學校長高軍玉講了一個學生的親身經歷，“這個孩子來報名的時候，問我，你們學校要不要學奧數的，我說不學。她拍著手說太好了，我聽到奧數就想吐。到了初中，老師發現她的數學天分，開始讓她接觸奧數，最后這個孩子對奧數非常著迷，拿到了大獎。”

　　同樣學奧數的孩子，浙江一批孩子曾參加國際奧數比賽并獲得一等獎，載譽歸來時，主管基礎教育的浙江省教育廳負責人請孩子們談感言，有一個孩子說，“我這輩子再也不要碰奧數了。”

　　教育界已經認識到超前教育和強化教育的嚴重后果。最近，教育部發布《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公開征求社會各界意見。《指南》具體地列舉了各個年齡段幼兒的學習和發展目標。例如，5~6歲學齡前兒童，只需“能通過實物操作或其他方法進行10以內的加減運算”，并沒有標明這個年齡段的孩子須認字，只說明“在閱讀圖書和生活情境中對文字符號感興趣，知道文字表示一定的意義”。

　　專家認為，《指南》的主要目的，是遏制“拔苗助長”。

　　事實上，在許多國家，超前教育都是被禁止的。學者楊佩昌最近撰文《德國憲法禁止學前教育，別把孩子大腦當硬盤》。他說，歐洲許多國家都有相似立法，德國甚至把這一條寫進基本法里，禁止家長在幼兒園的教學之外給孩子補課。

　　“讓孩子一開始就進入快跑通道，非常不人道。”這位8歲孩子的父親介紹說，德國的教育是一種逐漸加速的做法：幼兒園不學專業知識，而是教一些基本的道德倫理，學會與人相處，重要的任務是玩得開心；小學也只是學一些非常簡單的知識（對中國小學而言），到了中學才開始進入跑步通道，但依然還是慢跑。由于德國沒有統一的高考，所以學生壓力并不太大。只有到了大學，真正成年了，才開始進入快跑通道。到了這個時候，終于有了競爭，也才顯示出每個人之間的差異。

　　一名日本留學生告訴記者，日本在接受外國留學生時，對學生的學習總年限有嚴格規定，“少一年都要補齊，否則大學不能接收”，目的是不希望學生違背生理規律超前教育，循序漸進地來。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搶跑，幼兒園學小學的東西，小學上中學的課，到了大學里，反而要補幼兒園該學的東西，比如行為習慣、人格培養。”馮鋼說，“典型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這些應試教育出來的高分孩子，“到了大學，突然間不用考試，就毫無方向感了”。曾任浙江大學常務副校長的倪明江將這種狀態形容為“太空人”。他說，這些“天之驕子”有兩個問題，一是習慣了跟著考試走，離開了試卷，似乎就不知道應當如何去學習新知識，二是思維的依賴性，有相當一部分學生習慣于照著做而不習慣問為什么這樣做；習慣有人指導他做而不習慣主動去做；習慣在很好的條件下去做而不習慣創造條件去做。

　　浙大城市學院甚至嘗試用中學模式和軍事化教育方式來管理新生，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學生在高中時代好比身上綁了１０根繩子，不能一到了大學，就把這１０根繩子一下全放了，這會讓他們茫然無所適從，我們要嘗試一根一根放。”

　　“如果從幼兒園就開始快跑，需要跑幾年的幼兒園、12年的中小學，那么到大學就精疲力竭了，大家都想休息喘一口氣。所以，你看看中國大學生發展后勁不足，原因就在此。”楊佩昌對記者說。

　　馮鋼認為，眼下的教育文化除了違背成長規律、扼殺創造力，培養“木偶”，更糟糕的結果是潛移默化中培養孩子的功利性。“家長總是告訴孩子，為什么讀中學啊，是因為要讀大學。于是讀中學的全部意義都在于讀大學，如果讀不上大學，那這個讀中學是沒意義的。讀大學的意義在哪里，要找到個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大學也白讀了，于是你當下都沒有意義。意義都在后邊，最后這個地方是什么地方？墳墓。”

　　馮鋼說，要反思一下，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在國內名校爭搶高分學生的時候，哈佛大學錄取了一名寧夏的高考落榜生。這名孩子高中畢業后組建了一個社會組織和一個網站，進行一項他自己心目中的公益事業。哈佛錄取他的理由是：我們需要的是改變世界的人。

　　是人，不是冬瓜

　　杭州大關小學校長金英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剃頭師傅在拿冬瓜練習剃頭，剃完總是把刀子一下子戳到冬瓜上。他剃了五十個冬瓜以后終于開業了，迎來了第一個倒霉的顧客——剃完了以后，也一下子把刀子插進去。

　　“我始終記得這個故事，它告訴我，你面對的不是一個冬瓜，是一個人。”

　　“正因為孩子是人，所以是千差萬別的，但是我們全國都是統一的教學模式，統一的管理，最后是統一的評價，搞得不統一的孩子在同一張卷子下面比高下，那樣一來孩子的確只能恐慌。”

　　浙江師范大學進行了一項為期兩年的“田字格”課題。同樣是小學二年級的孩子，用田字格書寫和在白紙上書寫，用田字格書寫的孩子不僅認知效果低，而且對他們的唾液進行化驗后表明，分泌性免疫球蛋白顯著下降，而應急激素水平明顯上升——這是一種扼殺創造力和認知力的激素。

　　浙師大心理系教授任俊說，這項研究說明一點，孩子是個人，不能當機器來教育。

　　2010年，杭州市上城區教育局和北京師范大學對區域內的學生進行了社會適應性測試，涉及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孤獨感、抑郁、幸福感和焦慮，以及學習興趣等。成績領先全區的開元中學有1410名學生參加了測評。他們在情緒等方面的指標并不盡如人意：幸福感低于區平均水平，孤獨感全區第2位，焦慮、抑郁傾向全區第1位。

　　“我遇到過一個家長，孩子只上半天幼兒園，下午就去上各種興趣班，接受個別化教育了，一年花費數萬元，”王芳說，“現在這個孩子上了小學，家長來找我，說孩子出現了心理問題。”

　　“當年魯迅說救救孩子，我相信今天仍然需要救救孩子。孩子不是知識的容器，也不是供父母擺布的木偶，他們是鮮活的生命。”魯林岳說。

　　“救救孩子，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整個社會的成功取向改變，但這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的孩子等得及嗎？還有一個辦法，家長自己的心態改變，為孩子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馮鋼說。

　　“認識到孩子是一個獨立于父母之外的完整個體，作為父母，才能接受他的全部，而不是把一切不切實際的想法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不是私有財產。不是家長彌補人生缺憾的工具。”

　　不管是家長、老師還是教育部門，甚至社會上所有一切跟孩子有關的機構，只要考慮過，這個孩子是一個完整、獨立、不一樣的人，他的行為方式就會截然不同。在這種理念之下的孩子，他走上社會以后，也才能把別人當作人。

　　杭州清河中學校長陳飛說，如果能夠基于這一點，孩子是獨立思想，獨立人格，有自己感情的完整的個體，那么老師必須擺正位置，教師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充其量是園丁。園丁的職責是呵護澆灌，助其成長，而不是預設未來，替孩子成長。家長也是一樣。

　　聯合國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其實把孩子的權利表述得很明確了。

　　事實上，不少家長和學校正試圖為孩子“減速”。用陳飛的話來說，在無法改變社會大環境的情況下，我們這些中堅階層可以為孩子為抵擋多少，就抵擋多少。

　　在推行“過程性評價”改革的杭州市上城區，八成以上的小學在一至四年級均已推行期末免考制，個別學校正嘗試將這一做法延伸到五、六年級。教育部門希望，用課堂觀察、作業批改記錄等，替代孩子眼中“黑暗”的考試。

　　該區督導與教育評價中心副主任馬海燕說，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能夠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鼓勵孩子平日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時代小學校長高軍玉說：“最近幾年，很多家長明確地告訴我，不要把孩子的分數排名告訴家長，他們不想知道。”

　　一位知名的教育專家，女兒在最頂尖的公辦小學找不到自信，失去了學習的樂趣，最終她把女兒轉學到了普通學校，“如今她只從事一份非常普通但自己喜歡的職業，但是她孝順父母，性格開朗大方，讓我很自豪。”

　　“只要承認孩子是人，那么很多教育中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金英說，“我們可以為孩子做的事情有多很多。比如孩子會犯錯，既然是人，就會犯錯，孩子就是在不斷的犯錯中長大的。孩子犯錯的時候，就是我們教育的機會。”

　　大關小學給每個孩子的生日禮物，就是3張卡，一年允許他做錯三件事，免于懲罰。“藥家鑫的悲劇，我的理解是，這個孩子怕犯錯，做錯事以后他覺得沒人會包容他，最后他選擇了最壞的一種方式來掩蓋錯誤。”

　　“每一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優點，家長要去發現，”金英說。她告訴記者，一個媽媽曾找到她，向她哭訴女兒有多不好，她說謊、偷小攤上的東西、不做作業、睡懶覺，頂嘴，離家出走，去網吧，才小學六年級啊！

　　金英問這個母親，你說說她有什么特點吧。母親說，特點，想了就生氣，很愛哭。

　　金英說，教育專家都知道，這樣的孩子有愛心啊。學校組織學生去陪空巢老人聊天，就讓這個小姑娘去做隊長，人家嫌老爺爺老奶奶太嘮叨，她不會！

　　“可能有人會說，金校長，你找到她這個優點又怎么樣，初中又考不過人家。可是，她一生就有一個立足的基點了啊，那在這件事上她就可以有成功，有自信，作為家長我們就要欣賞她，給她足夠的肯定。”

　　“現在很多家長根本做不到這一點，歸根結底是教育的目的被異化了，教育被附加上了很強的功利色彩。現在需要回歸，需要返璞歸真。”魯林岳說。

　　這位長期關注基礎教育的副會長說，“起跑線的說法是對教育異化的結果，其實教育并不需要比出輸贏，教育是培養人，發展人，完善人，不存在一個輸贏的問題，不存在一個你好我壞的問題，如果看清了這一點，家長還去搶跑干什么呢？對孩子沒有好處。”

　　“大關小學每年有50%的畢業生去了杭州最頂尖的民辦初中，但是我跟家長說，那有什么了不起，這就說明你贏了嗎？初中的時候暫時領先而已，有的花是高中才開的，有的大學才開啊，有的花六十多歲才開，比如齊白石。”金英說。

　　人生是漫漫旅途，教育是慢慢澆灌，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記住龍應臺的一本書，《孩子，你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