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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沒有界限，只有努力了，拼搏了，奮斗了，人生才不會那么枯燥無味。為了幫助各位高中學生，整理了“中國歷史人物簡介：史良”一文：

中國歷史人物簡介：史良

史良(1900-1985)，女，字存初，1900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蘇省常州一個書香門第。

史良從小性格倔強，具有反抗精神。幼年在家從父讀書。14歲入常州女師附小讀四年級。畢業(yè)后考入常州女子師范學校。她讀書用功，成績名列前茅。她從青少年起就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意識。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常州女師是學生運動活躍的地方。史良是女師學生會會長，成為學生愛國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她聯(lián)合常州其他幾所中學，成立了全縣學界聯(lián)合會，她被推舉為常州副會長兼評議部主任，經(jīng)常帶領同學上街演講，查抄日貨，在同學中威信很高。

五四運動后，在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的影響下，史良于1920年5月在常州發(fā)起創(chuàng)辦義務學校，逐漸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

1920年7月至1922年1月，史良參加常州教育界和社會進步人士共同反對地方政府企圖停辦常州(男、女)兩師范的護校斗爭并取得最后勝利，初步顯示出她超群的膽略和才華。她領導女師護校運動實質(zhì)上是爭取和維護女子教育權(quán)利的斗爭，也是她從事婦女運動的開端。

同年夏天，史良從女師畢業(yè)后到上海。先在大同大學補習英語，后轉(zhuǎn)入上海女子法政學校學習。半年后又考入上海法政大學。這所大學是著名法學家徐謙所辦，史良是該校第一屆學生。她起初學政治，后轉(zhuǎn)學法律，為后來從事律師職業(yè)奠定了基礎。史良在法政大學期間，除了用功讀書之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25年五卅運動時，史良為支援工人反對日、英帝國主義的斗爭，參加了示威游行，以致被捕關押一天。她主編一個名為《雪恥》的刊物，其宗旨是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在上海學生界有一定影響。

從法政大學畢業(yè)后，史良被分配到南京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政工人員養(yǎng)成所工作。她曾任少校指導員。不久，因與該單位負責人劉伯龍發(fā)生矛盾，被以莫須有罪名逮捕入獄。在監(jiān)獄關了兩個多月，后經(jīng)蔡元培保釋出獄。出獄后她離開南京到鎮(zhèn)江，開始任江蘇省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書記官。接著，到江蘇省區(qū)長訓練所任訓育員。1929年調(diào)到省婦女協(xié)會，任常務委員兼總務主任。她與楊玉英等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志，欲將散漫的江蘇各地婦女組織起來，曾召集全省各縣婦女會議。她們出版一種名為《女光》的刊物，反對婦女只當家庭主婦，反對男人納妾，主張婚姻自由，并提出解除婦女各種枷鎖的呼喊，要求教育、經(jīng)濟等方面的平等權(quán)利。她們曾想進一步聯(lián)合全國各地婦女協(xié)會，把婦女大眾動員起來。后被當局誣為“動機不良”，連江蘇省婦女協(xié)會也被解散。這使史良清醒地認識到，在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下，從事婦女解放運動是根本不可能的。1930年，她失望地離開了鎮(zhèn)江，前往青島國民黨特別市黨部訓政科任主任。半年后又離開青島回到上海。她領到了律師證明，開始了她的律師職業(yè)生涯。

1931年，史良加入上海律師公會。不久，她被選為上海律師公會執(zhí)監(jiān)委員會的執(zhí)行委員。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高潮，上海律師公會在李時蕊、沈鈞儒的主持下，在反日愛國運動中十分活躍。9月30日，上海律師公會召開全體會員緊急大會，討論反對日本侵略問題，史良出席會議。會議通過了對日經(jīng)濟絕交計劃、開展反日宣傳等四項議案，并成立四個專門委員會，史良當選為對日備戰(zhàn)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1932年三八國際婦女節(jié)，上海各界婦女召開紀念會，史良在會上發(fā)表演講。她強調(diào)今日中國婦女的最大責任不是治家而是救國。中國婦女要得到解放，首先要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沒有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婦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會后舉行了游行，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zhèn)壓。軍警用木棍毆打游行群眾，不少婦女受傷。這次活動對史良的教育很深刻。

史良在上海擔任律師時，開始做有名的董康大律師的助手。她工作踏實，口才很好，記憶力極強，能把《六法全書》(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背誦出來，深得董康大律師的賞識。一年后，她在法租界獨立開辦了律師事務所。她在辦公桌上擺放一個銀盾，上面鐫刻著“人權(quán)保障”四個大字，經(jīng)常以此自勉。史良深知窮苦人受欺壓而無錢申訴的痛苦。凡有窮人來找她辦案有時她不要錢，甚至為了辦案而倒貼錢。她的良好職業(yè)道德風尚，在上海律師界有很高聲譽。

史良從事律師工作不久，便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同潘震亞、張志讓等進步律師一起擔任互濟會的律師。其主要任務是營救被捕蒙難的同志，到監(jiān)獄探望被判刑的同志。從此，史良便與中共有了聯(lián)系。

30年代初，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發(fā)起成立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倡導民權(quán)保障運動。史良配合民權(quán)保障同盟的活動，做了不少營救政治犯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中共地下黨通過互濟會和魯迅、周揚領導的左翼作家聯(lián)盟與她聯(lián)系辦理的。她曾營救過左翼作家艾蕪、任白戈，賀龍的家屬向元姑、賀干臣、賀學癢，中共重要干部鄧中夏、熊瑾玎、陳卓坤、方知達、吳仲超等，經(jīng)她的努力營救和辯護，有的很快被釋放，有的減輕了刑期。

1935年12月中旬，在民族矛盾進一步加深的形勢下，史良與上海一些婦女文化團體和婦女界愛國人士共同籌備組織婦女救國會。12月21日，上海婦女救國會召開成立大會。與會的女學生、女教員、女職員、女醫(yī)生、護士、女律師、女工人及家庭婦女有1000多人。大會推舉何香凝、史良、沈茲九、王孝英等七人為主席團。史良主持會議并報告籌備經(jīng)過。會議通過宣言和章程，并推舉史良、沈茲九、王孝英、胡子嬰、羅瓊、陸慧年、杜君慧、韓學章、高桂芳等11人為理事。會后舉行游行，高呼抗日口號，高唱救亡歌曲。參加游行者達萬余人。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史良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史良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

5月，上海及全國各地的救亡團體代表在上海開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史良作為上海婦女救國會代表參加大會，并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和常務委員，成為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領袖人物之一。7月，史良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代表全國救國會赴南京請愿，要求國民黨停止內(nèi)戰(zhàn)，立即抗日，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和釋放政治犯。9月18日，救國會舉行“九一八”四周年紀念大會，參加者2000余人，遭到國民黨軍警鎮(zhèn)壓，20多人被捕，受傷者百余人。救國會發(fā)表通電和告全國同胞書，揭露控訴國民黨當局血腥鎮(zhèn)壓的罪行。史良在這次集會游行中被打傷。她在醫(yī)院中寫了《九月的鞭笞》一文。10月19日魯迅逝世，救國會組織隆重的吊唁和送葬活動，史良與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以及其他救國會的領袖都參加了吊唁和送葬，并走在送葬隊伍的最前面。

救國會成立后，受到國民黨當局不斷的威脅、攻擊和鎮(zhèn)壓。1936年11月22日，國民黨當局出于其內(nèi)外政策的需要，終于在上海分別將沈鈞儒、史良、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七位救國會的領袖，以“危害民國”企圖“顛覆政府”等莫須有的罪名逮捕，隨后移解蘇州羈押，并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審訊，造成當時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由于“七君子”在獄中堅強不屈的抗爭和全國人民巨大的聲援，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于7月30日不得不裁決釋放。一場爭取救國無罪的艱苦斗爭最后取得了勝利。

“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史良在上海積極參加婦女界和各界救亡協(xié)會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她與郭沫若、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錢俊瑞等30余人發(fā)起組織上海各界抗敵后援會，并擔任設計委員。她負責籌募救國公債和調(diào)整抗敵后援工作的需要與供給工作。

淞滬抗戰(zhàn)失敗后，史良與郭沫若、章乃器等一同由上海前往香港、澳門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1938年2月初，她離開香港抵達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漢。在武漢，她發(fā)表《婦女動員中的一點意見》，系統(tǒng)地闡明了她對動員婦女參加抗戰(zhàn)的意見。

1938年3月，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在武漢成立，史良與宋美齡、李德全、鄧穎超等被選為理事和常務理事，并兼任該會的設計委員會主任。保育會在全國各地設立40多個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兩萬多兒童。1938年史良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職務。

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史良被聘為參政會參政員。參政會代表約200人，其中婦女代表只有10名，史良是其中之一。為了把全國婦女的抗戰(zhàn)呼聲帶到參政會中去，她與鄧穎超等召集各界婦女開會，廣泛聽取意見，在參政會上提出了諸如組織婦女參加抗戰(zhàn)和建國工作、訓練婦女干部、建立全國婦女的統(tǒng)一組織、改良戰(zhàn)時婦女生活問題、實行戰(zhàn)時教育、普及識字運動、掃除文盲、給婦女以職業(yè)技術(shù)和軍事常識訓練、獎勵積極從事抗戰(zhàn)建國工作的模范婦女等許多關于動員婦女參加抗戰(zhàn)和建國的提案。

武漢失守后，史良與一部分參政員抵達重慶。重慶婦女界500余人召開大會歡迎史良和鄧穎超等人。史良在大會上發(fā)表講話。1939年春天，重慶各界人士為支援抗戰(zhàn)，開展獻金運動，史良參與領導婦女界的獻金活動，成績很大，受到政府及各界的好評和贊揚。同年秋天，婦女指導委員會在重慶發(fā)動為前方將士征募寒衣，號召全國婦女完成征募50萬件棉衣，送往前線，支援抗戰(zhàn)。史良寫了《透過寒衣運動的教育與組織婦女工作》一文，并努力奔走呼號，圓滿地完成了征募寒衣的任務。

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各抗日黨派的參政員在會上提出要求國民政府結(jié)束國民黨一黨專制，立即實行民主憲政，開放民主運動，保障各黨派的合法地位等七個重要提案。史良除了完全支持和贊成這些提案外，還單獨提出了請中央改進女子教育以適應抗戰(zhàn)建國之需要案和請政府從速救濟抗日軍人家屬以勵兵役案等兩個專門有關婦女問題的提案。由于各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強烈要求，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了《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的決議，并設立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史良是憲政期成會25名成員中的唯一女性，還被選為大會休會期間的駐會委員。她還擔任重慶各界憲政促進會的常務委員，參加了許多關于促進憲政運動的座談會和討論會，經(jīng)常發(fā)表演講和撰寫文章，提出一系列有關婦女切身利益的建議，進行積極的活動。

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后，憲政運動被國民黨破壞而消沉下去。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民主黨派也受到壓迫。為抗議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史良、沈鈞儒等拒絕出席參政會。1942年，史良等四人退出國民參政會。史良也辭去了婦女指導委員會的職務，決定繼續(xù)從事律師工作，以保障人權(quán)，同國民黨的專制壓迫作斗爭。1942年，史良和其他救國會領導人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史良當選為民盟重慶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長。1945年10月，民盟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良當選中央常務委員。史良還以民盟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參加了1946年1月在重慶舉行的舊政治協(xié)商會議。

1945年7月，史良參與發(fā)起組織中國婦女聯(lián)誼會。這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婦女組織，史良任該會的常務理事。1946年1月中旬，重慶各界人士為促進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功，成立政協(xié)陪都各界協(xié)進會，史良是協(xié)進會的發(fā)起人之一。2月初，沈鈞儒等發(fā)起組織人權(quán)保障委員會籌備會，史良被選為籌備委員。2月10日，由陪都各界協(xié)進會發(fā)起，在重慶較場口召開慶祝政協(xié)成功大會，史良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國民黨當局蓄意破壞，指揮特務、流氓、打手千余人進行搗亂。李公樸、施復亮、郭沫若及新聞記者和大會工作人員數(shù)十人被打傷，制造了較場口血案。史良在群眾保護下撤離會場，隨即向人權(quán)保障籌委會報告血案情形，并提出由人權(quán)保障會對國民黨政府侵害人權(quán)的行為向社會進行控告。

國民黨政府一面擴大內(nèi)戰(zhàn)，一面對要求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專制的愛國人士加緊迫害。1946年7月，李公樸和聞一多在昆明先后被特務暗殺。史良對李、聞慘案表示極大的悲憤。7月28日，她參與發(fā)起重慶李聞慘案追悼會。隨后又參與成立李聞案件后援會，發(fā)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當局徹查血案，保障人身自由。不久，陶行知因李聞被害和特務威脅悲憤而死，史良同樣感到十分悲慟和憤懣。她從重慶回到上海后，立即為籌備李、聞、陶的追悼會而奔波。10月4日，上海舉行李聞追悼會，6000多人參加。10月27日，舉行陶行知追悼會，7000多人參加。追悼會由沈鈞儒主祭，史良等陪祭。11月中旬，國民黨徹底撕毀政協(xié)決議，決定召開偽國大。1947年10月，民盟被國民黨反動派強迫解散后，民盟的活動轉(zhuǎn)入地下。史良留在上海任華東執(zhí)行部主任，堅持地下斗爭。

1949年4、5月間，國民黨政府在覆滅前夕，瘋狂搜捕和鎮(zhèn)壓各地的共產(chǎn)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國民黨對史良早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國民黨政府逃離上海之前，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曾下密令，“不惜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在家人和親友的保護下虎口脫險，死里逃生。在上海剛一解放，就與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取得聯(lián)系，安全返家，并同全市人民共同慶祝上海解放。不久，她便作為民盟的代表被邀請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史良被任命為第一任司法部長和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和支持下，史良領導司法部與沈鈞儒領導的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合作，抓緊建立和健全司法機構(gòu)的工作，在全國各地迅速建立各級人民法院和法庭，并進行改造和整頓工作。史良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培養(yǎng)婦女司法干部，主張多提拔婦女審判員。她認為，人民司法機構(gòu)中有不少女法官，不僅是婦女的光榮，也是人民和國家的光榮。新中國成立后，史良歷任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第一屆常委，第二、三、四屆副主席。她成為人民中國的婦女領袖人物之一。多年來，她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quán)利作出重大的貢獻。

史良是民盟第一、二、三屆中央副主席，第四、五屆中央主席。她是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至四屆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她又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至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和第五屆第六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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