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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①時間：1931年11月
②首都：瑞金
③建設：制定了憲法大綱
④主席：毛澤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成立：

（一）成立條件：
1、統一領導全國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斗爭的迫切需要。
從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建了10多塊“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殘酷“圍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據地和紅軍的斗爭活動基本上是各自為政，難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加強領導、統一步調。　　
2、爭取政治主動，實現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
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實際上已經存在著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政權，一種是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革命政權，一種是國民黨執政的反革命政權。然而，這兩種政權是不對等的，前者是區域性的、零散的、沒有外交話語權的，后者是國家形態的、系統的、具有外交話語權的。隨著各地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以便贏得政治斗爭的主動權，更好地表達和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也只有盡快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才能更好地保護和實現蘇區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
3、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的形成為開基建國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擁有21座縣城、5萬平方公里面積、250萬人口的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瑞金因其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穩定的周邊環境，成為紅色國都的不二選地。

（二）性質：
1931年12月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一號《布告》，莊嚴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中華蘇維埃政權體制是由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人民委員會、最高法院、審計委員會等部分組成。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選舉主席團為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最高法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司法機關。
這個政權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
它宣布中華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
“在蘇維埃領域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不容許駐扎”。大會通過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婦女法等，規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
臨時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宣告它將“領導工農紅軍和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三）光榮終結：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以博古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以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　�
1937年9月6日，隨著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至此，歷時5年零10個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　�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走向消亡，而是因為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轉換成地方政權的形態得以繼續延續，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瑞金的“紅場”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承接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邏輯。

（四）歷史地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繼蘇聯之后，世界上出現的第二個紅色國家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次偉大預演。……當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這里是共和國的搖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后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的根本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由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1934年1月由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修改，共17條。
其基本內容為：
1、確定政權的性質是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余，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蘇維埃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他的周圍，同中農鞏固的聯合，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2、規定國家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委員會下設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議決案；
3、規定工農勞動群眾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政治民主權利，并用政權的力量“保障他們取得這些自由的物質基礎”。
4、憲法大綱還規定了體現工農民主政權徹底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堅決保護工農勞動群眾的政治經濟利益，堅決保護少數民族和國際革命友人利益的勞動政策、土地政策、財經政策、對外政策、軍事政策、婚姻政策、文教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憲法大綱是中國第一部反映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參加國家管理的憲法性文件，為后來建立革命政權和法制建設提供了經驗。

南昌起義概況：

1、背景：
（1）大革命失敗以后，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人民進行了極端殘酷的鎮壓，中國革命進入低潮。
（2）為挽救革命和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我黨決定在南昌發動起義。
（3）選擇南昌作為起義的地點是由當時南昌敵我力量對比決定的。

2、經過：
（1）時間：1927年8月1日
（2）領導人：周恩來、賀龍等
（3）軍隊：國民革命軍
（4）過程：南昌起義→南下廣東→分兵作戰(湘南和海陸豐)。
（5）結果：
直接：占領南昌城
最終：南下途中遭到敵人封堵，損失嚴重；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率領，轉戰湘南，堅持斗爭；另一部分進入海陸豐，與當地農民軍會合。

3、意義：
（1）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
（2）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4、教訓：
（1）奪取城市和鞏固中心城市的革命道路不符合中國民主革命的實際情況，所以不能成功；
（2）革命武裝力量沒有同中國人數最多受壓迫最深的農民、同農民對于土地的需求結合起來。

國共十年對峙階段背景：

1、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是國共兩黨、兩個政權的對立斗爭；
2、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3、國共兩黨由對抗走向合作；
4、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

國內矛盾變化：

①大革命失敗后，南京國民政府堅持一黨專政和獨裁統治；中共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進行了一系列斗爭。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矛盾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
②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但這一時期日本的侵略還沒有觸及到美英和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國民政府仍積極“圍剿”紅軍。所以，階級矛盾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
③1935年，日本制造華北事變，中華民族已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壓倒一切的矛盾，階級矛盾退為次要和服從地位。

1927年～1937年中國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

①大革命失敗后，革命處于低潮，隨著“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革命形勢重新高漲；
②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革命遭到慘重損失，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③紅軍長征勝利后，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并逐漸形成抗日救亡新局面，革命勢力又重新上升。

中國共產黨政策、方針的調整：

（1）對國民黨反動統治：開展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和長征的勝利。
（2）糾正錯誤路線，確立正確路線：從城市轉入農村，開辟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之路；
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
（3）對日本侵華：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
（4）逼蔣抗日，促成時局轉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揭開了國共兩黨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國民黨政策的變化、調整：

①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繼續對共產黨屠殺和圍剿；
②蔣介石對日本侵華實行不抵抗政策，接著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③國民黨內部出現分化，愛國將領馮玉祥、蔡廷鍇等抗日反蔣；
④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

易混知識提示：

①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是指中共開始了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
②文家市決策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③中國革命選擇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是中國特殊國情決定的，即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
④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內容和戰勝敵人的基本條件。
⑤九·一八事變使華盛頓體系瓦解，民族矛盾開始上升，抗日救亡運動興起。
⑥“左”的錯誤，特別是軍事方針的錯誤，使紅軍放棄根據地被迫戰略轉移的根本原因。
⑦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⑧遵義會議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是指中共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
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是促使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⑩西安事變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國共由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

中國共產黨從極端困難走向成熟：

胡繩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斗爭并達到政治上成熟的時期”。
1、極端困難的表現：
①國民黨獨裁政府對共產黨人的鎮壓和根據地的圍剿。
②日本侵華。中國共產黨承擔起反侵略的領導責任。
③黨內“左”傾錯誤，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2、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表現：
①從大革命失敗中認識到革命領導權和武裝斗爭的重要性�！鞍似邥�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錯誤，決定進行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三大起義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新局面。為中國革命創建人民軍隊，從城市轉入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揭開了序幕。
②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創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解決了中國革命道路問題。
③1935年，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妥善地處理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
④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根據社會矛盾的變化及時地調整了黨的方針，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理論。
⑤1936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表明中國共產黨能夠高瞻遠矚，正確處理國內復雜的政治問題，是政治上成熟的一個重要表現。
3、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原因：
①中國共產黨能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②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總結出正反兩方面經驗。
③中國共產黨排除了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的干擾，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
④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方針政策。

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1、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開始。
①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新時期。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②“八七會議”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③三大武裝起義為中國革命創建人民軍隊，由城市轉入農村揭開了序幕。
2、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①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
②及時總結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

國共十年對峙（1927--1937）：

第一次反圍剿：

1930年11月，國民黨經過先前數月的準備后調集11個師又2個旅，共約10萬余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組織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大規模圍剿。中國共產黨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在查明敵情后，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就反"圍剿"的方針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確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方針。最終紅軍誘敵深入，殲滅國民黨一萬兩千多人，活捉敵第18師師長張輝瓚，紅軍第一次反圍剿也宣告勝利。

第二次反圍剿：

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剿”失敗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代行總司令職權兼陸�？哲娍偹玖钅喜�行營主任，調集十八個師另三個旅，二十萬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積極部署對紅一方面軍的第二次“圍剿”。中央紅軍則繼續按照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連打五個勝仗，殲敵三萬余人，繳槍二萬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蔣介石在前二次“圍剿”失敗后，于1931年6月21日，親自帶著德、日、英等國軍事顧問到南昌，就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二十三個師另三個旅，約三十萬人的兵力，準備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次“圍剿”，敵人采取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我根據地，然后再深入進行清剿。方面軍總前委決定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斃傷俘敵三萬余人，徹底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

1932年5月，國民黨反動派就開始準備對各根據地紅軍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敵人采取的戰略是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轉入“圍剿”的第二階段，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達到圍殲中央紅軍的狂妄目的。面對國民黨來勢洶洶的進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沉著應戰，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名，繳槍萬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紅軍粉碎國民黨反動派三次反革命“圍剿”：

1、“圍剿”和反“圍剿”戰爭，是當時中國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戰爭的主要形式。
2、三次反“圍剿”戰爭是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
3、在戰爭中，發展了井岡山時期紅軍游擊戰的原則，形成一套科學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戰略戰術原則，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不僅保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而且是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寶貴財富。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軍事科學上的具體運用。

紅軍能夠打敗反革命“圍剿”原因：

從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國民黨軍隊相繼向紅軍發動四次大規�！皣�剿”。妄圖消滅紅軍，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工農紅軍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能夠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數倍于己的敵人的數次“圍剿”。
1、根本原因：黨在根據地實行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贏得了人民群眾人力、物力的廣泛支持。
2、基本原因：這些勝利也同毛澤東等人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指導分不開，它主要表現在：
著眼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集中兵力，各個殲敵；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運動中發現敵軍弱點，速戰速決。
這些正確的戰略戰術思想，解決了紅軍如何以劣勢兵力和落后裝備去戰勝強大的敵人這個異常復雜而困難的問題。它是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