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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

商品輸出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到外國市場傾銷，獲取利潤；資本輸出是指帝國主義為獲取高額利潤對國外的貸款和投資，這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特征之一。甲午戰爭以前，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以商品輸出為主；甲午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以資本輸出為主。甲午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在向中國資本輸出的同時，還存在著商品輸出，但資本輸出占第一位。

今天我國政府引進外資與19世紀末清政府貸款的不同點：

1、從背景看，清政府的借款是在帝國主義加大對華進行資本輸出的情況下進行的，當時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而今天我們引進外資是在中國成為主權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情況下進行的。
2、從目的看，清政府借款是為了償還戰爭賠款、“贖遼”費用以及滿足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要求；今天我們引進外資是為了彌補我國資金的不足，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
3、從性質看，清政府的貸款附有苛刻的政治條件，是奴役性的貸款；今天我們引進外資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發展經濟的一種手段。
4、從影響看，清政府的大借外債，使列強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今天我們引進外資有力地促進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

《馬關條約》的簽訂與民族危機的加深：

1、西方列強侵華方式的變化：
（1）原因：
①《馬關條約》的簽訂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欲望。
②19世紀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
（2）表現：
①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由商品輸出進入以資本輸出為主的階段；
②由直接割地改為劃分勢力范圍和強占租借地
2、民族危機加深的表現及危害：

《馬關條約》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

1、清政府承認日本控制朝鮮，使日本終于實現了二十多年夢寐以求的擴張目標，并把朝鮮變成入侵中國的橋頭堡。
2、條約規定了巨額戰爭賠款，加上后來“贖還”遼東半島的款項，總共2億3千萬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進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債，而列強通過附有苛刻政治條件的貸款，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
3、條約允許日本在華直接設廠，西方列強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權，同樣享有這項權利。甲午戰爭后，列強便爭先恐后地到中國開設工礦企業或修筑鐵路，直接掠奪中國的原料和勞動力，沉重打擊了尚未成長的中國民族工商業，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4、四個新通商口岸的開放和內河航行特權的攫取，使各國得以深入長江流域廣闊地區，直接掠奪那里豐富的資源和傾銷商品，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5、條約的割地規定，使中國失去大片土地，使數百萬臺灣同胞，長期處于日本殖民統治的深重災難之中。在帝國主義正在形成的19世紀末，這件大事成了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信號，民族危機日益嚴重。

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的加深主要表現：

西方列強通過資本輸出（爭做中國債主、商品輸出、掠奪原料、土地、勞動力、爭奪修筑鐵路和開采礦山的權利、開設銀行等）、強占租借地和劃分“勢力范圍”來瓜分中國。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暫時緩和了列強爭奪中國的尖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列強建立了共同宰割中國的同盟。

借款具有很強的政治奴役性：

甲午戰后，為了償付大量賠款，清政府被迫向帝國主義國家舉借外債。清政府分別在1895年簽訂了“俄法借款”、1896年簽訂了“英德借款”、1898年又簽訂了“英德續借款”等合同。這三筆大借款，總計白銀3億兩，加上利息共計7億兩。這是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侵略性的政治借款，與清政府在甲午戰前和戰時的外債有別，主要表現為：
第一，“俄法借款”，以中國海關收入稅款及存單為抵押，關稅收入有首先擔保歸還的義務。附款又規定，如果中國不能如期付還本利時，由俄法銀行團代為繼續付給，但中國應另許俄國以別項進款加保；至于另商加保之事，“應由兩國大臣在北京辦理”。這已超出金融保證范圍，而另含政治意義。
第二，“英德借款”合同第七款規定：“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照現今辦理之法辦理”。要求中國海關制度，在借款未清償以前，按照現狀，不作任何改變，亦即保證英國人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現行制度不得變更，保持英國已攫取的中國海關行使權。
第三，甲午戰爭賠款的最后1億兩，應于1898年5月8日以前交付。清政府于1897年6月命李鴻章著手辦理借款。李鴻章主借俄款，張蔭桓主借英款。
沙俄提出的借款條件是：
1．沙俄借款用以建筑并管理滿洲及中國北部之鐵路；
2．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職位空缺時，中國須聘俄人擔任；
3．以海關稅收為擔保，不足時以地稅、厘金為抵押。英國提出類似條件，加上長江流域不割讓與他國和開放大連、南寧、湘潭為商港，外國商品在各商埠免納厘金等。
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借款，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擴張了在華的政治勢力，中國的災難日益嚴重。

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設立銀行：

甲午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設立的銀行分行主要有：英國的有利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英國為了在中國進行鐵路投資、輸出資本，1898年將匯豐銀行與怡和洋行合組為中英銀公司。其任務是：掌握中國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國的財政，投資于鐵路和礦山；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幣，操縱金融，獨占外匯。這些銀行變成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在中國的大本營，控制了中國的貿易和金融。

帝國主義爭奪路礦權：

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對中國鐵路、礦山的投資權和修筑權進行激烈爭奪。某國得到某路的投資修筑權，其勢力隨之滲透到該路本身及沿線地區，而使該地區成為它的“勢力范圍”。帝國主義爭奪路權往往發展到爭奪礦權，爭奪礦權有時又發展為爭奪路權。

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開設工廠：

甲午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紛紛開設工廠。《馬關條約》第六款第四項規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制造一切貨物，其于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待豁除，亦莫不相同。”1896年，“中日公立文憑”第三款又規定：“日本政府允中國政府任便酌量課機器貨物稅餉，但其稅餉不得比中國臣民所納加多，或有殊異。”這樣，帝國主義根據片面的最惠國條款，就可以在中國開設工廠，并且這些工廠又取得與華資工廠及洋貨的同等待遇。在所建工廠中，有礦冶業、機器制造業、紡織業、食品業等行業，這些工廠大多集中在上海、直隸、奉天等地，如英國的增裕面粉廠、和豐船廠、怡和紗廠、老公茂紗廠、協隆紡織局，美國的鴻源紗廠、美國煙草公司、美國機器碾米廠、通興煤礦，德國的瑞記紗廠，日本的云龍軋花廠等。
外國工廠在中國的設立，一方面把中國變成它們工業品的獨占市場；另一方面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它們的需要，使中國的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的加深：

1898年的戊戌變法是由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一次學習西方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運動：同時，也是一場影響深運的思想啟蒙運動。從根本上說，戊戌變法是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加深的直接產物。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就已經開始侵奪中國的領土，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開創了西方列強割占中國領土的惡劣先例，1860年英國又通過《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中國的九龍司。大約同時沙皇俄國則通過《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占了中國東北、西北地區1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周邊鄰國陸續被西方列強侵略或占領，列強虎視眈眈，又將貪婪的目光轉向了中國的邊疆地區，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邊疆危機，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正是邊疆危機的延續和惡化。
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由自由競爭階段進入了壟斷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定，資本的輸出成為這一階段的新的特征。西方列強除了繼續向海外尋找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外，也開始尋找資本輸出場所，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列強爭奪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新的更大規模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亞洲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迅速強大了起來，并制定了征服朝鮮、中國乃至世界的狂妄計劃。日本稱霸東亞的企圖與俄國的遠東利益發生沖突，日、俄在遠東地區的爭奪變得越來越激烈。（日俄矛盾的尖銳鮮明地反映在三國干涉還遼這個問題上）
日本經過長期周密的準備，于1894年7月蓄意挑起了中日戰爭，戰火很快從朝鮮蔓延到中國境內，次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甲午戰爭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暴露無遺，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下降，是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馬關條約》給中國社會帶來空前的危機。清政府被迫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使日本稱霸東亞的初步計劃得以實現。中國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遼東半島給日本，賠償日本白銀二億兩；增開沙市、重慶、杭州、蘇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商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并將產品銷往中國內地。
《馬關條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列強的根本利益。各國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國待遇，與日本同樣獲得了新開四口岸的各項特權，特別是允許外國廠商在各口岸投資設廠的條款，極大便利了帝國主義國家資本的輸出；從此外國商人直接在中國開設工廠，直接利用廉價原料及勞動力，并將產品直接銷往中國內地，賺取了更大利益。可以說《馬關條約》這一條款即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迎合了所有列強的需要。這正是其他列強所盼望的。特別是為了償還巨額外債，清政府被迫以犧牲一些權益為代價，向西方列強三次大借款，從而加重了清政府的財政負擔，削弱了清王朝的統治力量。戊戌變法的興起和展開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開始的，因此，從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從而引發了變法自強的戊戌變法。

清政府的統治危機：

1、原因：
①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償還借款的本息；從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償還外債本息2000萬兩白銀，到1898年又增加到2500萬兩白銀。
②各地的自然災害，不得不增加經費興修水利和賑災等，引發清政府的財政危機
2、措施：節支增收
（1）增額度：增加地丁銀等舊稅的征收額度；
（2）降薪俸：降低官員薪俸；
（3）裁軍節支：裁減軍隊，節省軍費開支；
（4）增稅收：加強鴉片稅的征收，增加商稅；擴大納官等。
3、結果：
①遭到官員的抵制，成效甚微；
②封建官僚轉嫁負擔，使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公車上書和強學會：

1、公車上書：政治運動
（1）時間：1895年
（2）內容：提出“拒和、遷都、變法”三項主張；
（3）影響：使維新思潮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
2、《中外紀聞》：輿論宣傳
為了擴大變法維新的影響，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維新派的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由梁啟超等人編輯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隨《邸報》免費贈給京官，以便開通風氣，由是在官員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3、強學會：政治團體
（1）時間、地點：1895年8月，北京→上海分會
（2）宗旨：研習西學，交流變法思想。
（3）參與階層：康有為等維新派發起，翁同?、張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員的支持，外國傳教士加入。

強學會：

清末維新派的政治團體。1895年，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后，維新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帝黨想利用這個運動向后黨奪權，開始和運動結合。8月，在帝黨翁同?、孫家鼐支持下，由康有為發起，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強學會。入會者數千人，康有為、梁啟超等為會中主要分子。康作《強學會序》，痛陳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號召發憤圖強。學會每10日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發表演說。又附設“強學書局”，刊行《中外紀聞》，翻譯西方和日本書籍，宣傳維新主張。一些官僚見學會勢盛，也紛紛表示“贊助”，想趁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都捐銀入會。李鴻章也愿捐銀兩千兩入會，因簽訂《馬關條約》名聲太臭，遭到拒絕。英國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為學會的指導者。不久，康有為又組織上海強學會，吸收黃遵憲、汪康年等數十人為會員，刊行《強學報》，與北京強學會相呼應。御史楊崇伊（李鴻章的親家）以“私人會堂，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強迫光緒帝下令封閉北京強學會。張之洞也停發上海強學會的經費。前者只活動了四個月，后者只活動了一個多月，便被扼殺了。

百日維新的失敗：

1、導火線：光緒帝授密諭和接見伊藤博文
2、標志：戊戌政變（1898年9月）
3、經過：
（1）慈禧發動政變，宣布“臨朝聽政”，將光緒帝囚禁于瀛臺；
（2）搜捕與鎮壓維新派人士：康有為逃往香港；梁啟超逃往日本；“戊戌六君子”遇害。
（3）廢除變法：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

楊銳：

1857?1898，清末維新派。四川綿竹人。為張之洞所賞識，收為受業弟子。1895年參加強學會，1898年3月組織蜀學會，4月參加保國會，又與川籍京官辦蜀學堂，兼習中西學業。“百日維新”中，光緒帝召見他賞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嗣同等參預新政，和林旭同班。常以林旭所擬文稿過激，往往強令林旭易稿，而自己從未上過一折，擔心朝廷有變，擬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貴利祿，“戀之不能去”。戊戌政變后被捕，張之洞營救不及，就義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說經堂詩草》。

林旭：

1875?1898，清末維新派。福建侯官人。舉人出身，曾經充任榮祿幕僚，又曾任內閣中書。1895年，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他反對割讓遼東和臺灣，上書請拒和議。他仰慕康有為的學識，曾拜見康有為并與之討論時政，觀點一致，受業為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3月，在京組織蜀學會，為組織保國會奔走。“百日維新”中，光緒帝召見他，賞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等同參新政。林旭在軍機四卿中較激進，上書言事甚多，起草不少上諭。戊戌政變前，他兩次為光緒帝給康有為傳密詔。政變后被捕，就義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軒詩集》。

劉光第：

1859?1898，清末維新派。四川富順人。1883年（光緒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1894年，以親喪離職，教授鄉里，提倡實學。1898年參加保國會。“百日維新”時，由陳寶箴推薦，授四品銜軍機章京，與譚嗣同等參預新政，標榜自己“無新舊畛域”，欲使“維新、守舊，咸得其宜”。戊戌政變后被捕，就義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介白堂詩文集》《衷圣齋文集》。

楊深秀：

1849?1898，清末維新派。山西聞喜人，1889年（光緒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1898年3月，他發起旅京陜籍、晉籍人士成立關學會。4月，他參加保國會。6月，他上疏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百日維新”開始后，他上疏請議“游學日本章程”，請更文體，參劾阻撓新政的禮部尚書許應?等，反擊湖南守舊勢力對巡撫陳寶箴的參劾。為對付慈禧太后密謀政變，他上疏“聯結與國”，即英、美、日等國。政變起，他不避艱險，上疏質問光緒被廢之故，請慈禧撤簾歸政，遂被捕，就義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楊漪村侍御奏稿》《虛聲堂詩抄》。

康廣仁：

1867?1898，清末維新派。原名有溥，字廣仁，廣東海南人，康有為之弟。自幼不試舉業，以為國家弱亡，皆因八股錮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厭惡官場黑暗而辭職，后協助康有為贊議維新。1897年他在澳門主持《知新報》，又經理上海大同譯書局，刊行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對外主張聯英，對內主張廢科舉、辦學校為第一要務，專心教育志士，多培養實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維新”中，他在京協助康有為草擬新政奏疏。戊戌政變后被捕，就義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變法失敗的原因與變法的歷史意義：

1、變法失敗的原因：
（1）根本原因：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過于弱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2）具體原因：
①領導無力：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
②缺乏群眾基礎：脫離人民群眾；
③存在依賴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沒有掌握實權的光緒皇帝和極少數帝黨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列強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無法落實:地方官員的陽奉陰違；
⑤變法手段單一：采取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敗的教訓：
在當時的中國，改良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漫長而又曲折。
3、歷史意義：
（1）性質：是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
（2）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
①政治：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度，揭開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場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具有愛國性。
②經濟：維新派在經濟上提倡近代工業、交通運輸業，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啟蒙性。
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以變法圖強、救亡圖存為目標，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對激發人民的愛國感情和民族意識起了重要作用；同時，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文化展開猛烈的抨擊，為近代思想啟蒙運動的興起開辟了道路，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百日維新中改革科舉制，廢除八股，設立新式學堂，也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開了缺口，促進了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播。
④社會生活：維新派建立社團、興辦學堂、創辦報刊、提倡女學，改易風俗（如主張男子剪辮子、婦女不纏足）等，對促進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

維新運動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興起，具有強烈的時代緊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會的巨大震動。尚未成熟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臺，充當歷史的主角，導演了一場生氣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會啟蒙運動，從而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這次改革雖然很快失敗了，但并不意味著社會變革的停頓和歷史潮流的逆轉，而是預示著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
維新運動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專制制度，批判其理論體系，揭露君主專制政體的黑暗、腐朽，猛烈沖擊封建統治，使封建地主階級不能照舊下去。事隔幾年，鎮壓這場改革的封建頑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維新派，宣布實行所謂新政和預備立憲，以對抗革命，這也是戊戌維新運動使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一個側證。
例如，新政改革廢八股、興學堂的措施，曾引起社會的極大反響。當時京師大學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學堂也“紛紛見”，已經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復到科舉八股時代那種窒息、沉寂的狀況了。因此，僅僅三年，統治者便不得不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于1901年再度變革科舉，廢除八股。至1906年，連科舉制也正式廢除了。中國奉行千年的科舉制的廢除，資產階級新式教育制度的確立，不能不歸功于戊戌維新時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維新時期設立農工商總局的措施，是對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主義上層建筑的重大突破，對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戊戌政變后也將這項改革廢除了。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統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設立商部，并制定《獎勵公司章程》，1906年又將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對民族資本主義作出了讓步。這項措施也確實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條件。在民族工業的興起、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壯大的情況下，統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讓步，這就是“預備立憲”的原由之一。
維新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和辛亥革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沒有維新運動的興起，就不會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來。維新運動盡管主張君主立憲制，但它批判封建專制和君權神授的理論，提倡民權，使人們的思想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觀念的熏陶下，從君主立憲制的限制而繼續前進，走上推翻專制統治的革命道路。后來的形勢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雖然失敗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卻從此迅速展開。維新運動是辛亥革命中的兩大派別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驅。民主革命時期抵制外貨運動、收回利權運動以至立憲運動都是立憲派發動和領導的。20世紀初年的立憲運動可以說是戊戌變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深入和發展。
戊戌維新作為思想解放運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響極大的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又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新文化運動的開端。維新派廣泛介紹和宣傳西方培根、笛卡爾、康德、孟德斯鳩、霍布士、邊沁、達爾文、斯賓塞、馬爾薩斯、亞當?斯密的學說，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生物進化論、庸俗進化論、科學的方法論、天賦人權說，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這對于年輕的中國資產階級無疑是個法寶。他們緊握這個武器向封建統治沖擊，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社會思想從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可以說，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維新派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厄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是，盡管他們作出了種種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
戊戌維新之所以失敗，從主張改革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方面考察，顯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軟弱。這首先表現在他們提不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在對待帝國主義的問題上，維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機的原因和怎樣才能挽救這個危機的問題上陷入了困境。他們雖然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性，卻以為這是中國積弱的結果，甚至認為貧弱的國勢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國富強起來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們認為帝國主義之所以侵略中國，關鍵在于中國不能自強。如何解決民族危機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變法圖存。這說明他們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認識并沒有發展成為反帝的思想，而是導致要變法自強的結論，這是他們不敢向帝國主義作斗爭的軟弱性的表現。這種在不反帝的前提下進行改革的主張，只能是不現實的幻想。
維新派的軟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現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輕重緩急，措置失當。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頒發的上諭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到軍事、文化教育各個方面。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應該有輕重緩急。新政上諭紛至沓來，卻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官僚機構的臃腫龐雜是君主專制政治的一大特點，變革這些機構當然是新政的內容之一，至于怎么變，卻必須穩步地進行。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又主張官爵分離，給予耆耄冗員以爵位，使之享有榮譽和優厚的物質待遇。這種措置是比較穩妥的。可惜年輕的光緒皇帝缺乏政治經驗，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個衙門，引起很大震動。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過急，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利益地位，他們便群起攻擊變法，使矛盾驟然激化。再如，光緒皇帝因禮部堂官阻撓部員上書，便一次罷免了全堂的六名尚書、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參與其事，也被革了職。這種不問青紅皂白的處置，不僅給守舊派提供了攻擊的口實，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維新派對敵對陣營沒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沒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也反映他們政治上的不成熟。總的來看，構成敵對陣營的是洋務派和頑固派，他們在維護封建專制統治這個根本點上相一致，但兩派之間也有矛盾。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和科學技術，但為頑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曾有過激烈的爭論。維新派在低層次的改革主張上，如廢八股、興學堂、重整軍備等，和洋務派并非絕對對立，兩派之間多少有商討的余地，但維新派很少做爭取、瓦解的工作。
顯然，維新派不論在政治主張、方針策略，還是在組織程度上，都表現出軟弱無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這些都是導致變法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