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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秦國政壇唱主角的新人：

1、“少好刑名之學”：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漢族。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后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后因變法有功，秦孝公封于商，后人稱之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何謂“刑名之學”？戰國時以申不害為代表的學派。指建立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一套法家學說。
2、初涉政壇，懷才不遇：
商鞅建功立業的首選目標是戰國初期最先崛起的魏國。早年的學術積淀使商鞅滿懷治國平天下的壯志豪情，學成之后，他即開始尋找“棲身之佳木”。戰國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一躍成為中原霸主。公元前365年左右，商鞅來到魏國，在相國公叔痤的門下任中庶子（負責教育王侯大臣們小老婆所生的兒子）。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還是魏國的不幸，就在公叔痤決定向魏惠王推薦商鞅時，公叔痤已被病魔奪走了大半條命。他只能竭盡余力，告訴前來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舉國之事，聽候商鞅的調遣。”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人才如戰略物資，自己不用也不能資敵。惠王認為公叔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于是皆不采納。公叔轉而告訴商鞅，并要他趕快離開魏國。魏惠王和一個杰出的政治家失之交臂。后來，秦孝公重用商鞅，進行變法，國力強大。公元前340年，商鞅設計生擒魏將公子昂，大破魏軍，迫使魏國交還過去奪走的河西地。魏惠王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3、投奔秦國，支持變法：
秦孝公，姓嬴，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戰國時代秦國有名的一位君主。秦孝公一生中干過兩件大事，其一是遷都咸陽，其二是任用商鞅變法。
他21歲登基，即位后征求“有能出奇計強秦者”，發布求賢令。大意是：往日秦國自穆公管理期間，修德行武，東邊平亂了晉國，以黃河為界限；西邊霸占戎翟，開地千里。天子向秦穆公致伯，諸侯前來祝賀，為后人打下了基礎，大業有望。其后君歷公、躁公、簡公、出子四世昏政，內亂頻出，外患交迫。三晉攻奪我河西，諸侯都蔑視我秦國，再沒有比這更讓我感到羞辱的事了。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想收復穆公打下來的土地，振興秦國。我想起先君的作為，痛恨在心。各位賢士群臣有能出長策奇計讓秦國強大者，我則封他為官，與他一起分享秦國。
商鞅得知消息后，攜吳起的《法經》入秦。通過他在秦國的熟人、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引薦三次拜見秦孝公。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變法革新。

商鞅三次見秦孝公：

第一次見面，商鞅還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試探性地從三皇五帝講起，大談帝道，還沒說完，秦孝公已經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監：“你推薦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談.”見到秦孝公的這個反應，商鞅反而高興了：“原來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見面，他又從王道仁義講起，秦孝公的興致比前一次好點了，但還是覺得不著邊際，哈欠連天。商鞅更高興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見面，商鞅劈頭就問：“當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難道不想開疆拓土，成就霸業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聽著聽著，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攏。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動地握住商鞅的手：“請先生教我。”
說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強國大計只是銷售了一大半。秦國的重臣還對變法有所保留，甘龍、杜摯等人，就對商鞅的一套毫不買賬：“商鞅來自外國，他根本不了解秦國的實際情況，國君不過是被他的花言巧語迷惑而已。”
聰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態，他要看看商鞅如何應付??如果你的變法政策連大臣都說服不了，還如何推行全國？商鞅站了出來，和群臣展開了一場著名的“答辯會”。甘龍說，要效仿先圣。商鞅就歷數那些成敗君主，凡是有作為的必有所創造，有所超越，陳陳相因導致衰亡，順應時勢才能大展宏圖。一番滔滔雄辯，把對方駁斥得啞口無言。
說服了大臣，商鞅的變法政策還只在朝廷站穩了腳跟。但是，老百姓會相信你的新政策嗎？商鞅想到了一個辦法。一天，商鞅親自來到國都的南門，令人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百姓不知所以，紛紛前來圍觀。商鞅宣布，能把這個木頭扛到北門，即賞十金。“這可是重賞啊!”人群中一陣驚叫，卻沒有人相信這是真的。商鞅果斷地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終于，有個年輕人出來試試運氣了，他輕松地把木頭搬到北門。眾目睽睽之下，商鞅當場付款。

道家和法家:

①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與孔子同時代。老子著《老子》，又名《道德經》。老子提出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觀點，具有樸素辯證法思想。老子反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有為”措施，主張“無為而治”。
②戰國時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莊子。莊子認為宇宙萬物的本源叫做“道”，“道”生出天地萬物。莊子的散文非常富有哲理，是文學與哲學的完美結合，如《逍遙游》等名篇。
③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是法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的集大成者。韓非子的學說，后來成為秦代的官學，對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起了積極的作用。

道法家的代表人物:

(一)老子（代表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利益）：
1、哲學思想：
①“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論”；
②樸素辯證法思想（矛盾對立面及轉化）。
2、政治主張：“無為而治”、“小國寡民”。
3、評價：
①中國第一個探討宇宙本源的哲學家；
②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對中國文化，包括哲學、倫理學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道德人格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莊子（代表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利益）：
1、哲學思想：
“齊物”（任何事物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消遙”（對事物變化要采取旁觀、超然的態度）。天與人“不相勝”，人必須順從自然
2、文學成就：寓言、散文蘊涵深邃的哲理智慧和神奇的浪漫主義風格，對后世影響深遠
(三)韓非（代表新興地主的利益）：
1、思想主張：
①主張法、術、勢結合，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
②認為歷史是發展的，主張變法革新。
2、評價：
①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②法家思想適應戰國后期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需要，為新興地主階級所接受。

老子及《道德經》：

史書關于老子的記載不很清楚。司馬遷的《史記》一說他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厲鄉曲仁里人，做過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書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問禮的老聃，教材持這種說法；一說他可能是周烈王時見過秦獻公的周太史儋；又說他可能就是老萊子。
相傳，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經》，亦稱《老子》或《老子五千文》。但從書的思想內容和涉及的某些問題來看，該書大約編定于戰國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書五千余字，是用韻文寫成的哲理詩。分《道經》和《德經》兩部分，故稱《道德經》。

道家學派：

老子及莊子關于“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派別稱為道家學派，老子也成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不過，道家一詞出現較晚。春秋戰國時期，只有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并沒有道家學派的說法。道家之名，是漢代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第一次提出的，稱為“道德家”。至《漢書?藝文志》，始名之為道家，列為“九流”之一。
道家學派的內容，以老莊的自然天道觀為主，認為天地萬物是由“道”派生的，強調人們在思想、行為上應效法“道”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道”生長萬物而不據為己有，有所作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長而無意作主宰）。
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反對“法治”和“尚賢”，認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盜賊多有”，“不尚賢”可以“使民不爭”。
倫理上主張“棄仁絕義”，反對“禮治”，認為“禮”是釀成大亂的禍首（《道德經》）。
道家的這些主張，與儒、墨、法家的學說形成鮮明的對比。

“九流”：

指先秦的九個學術流派，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等九家

法家：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學派，《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起源于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發展于戰國時期的李悝、吳起、商鞅和申不害等人。戰國末期，韓非子加以綜合，集法家學說之大成。法家要求鞏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統一的君主國家。提出重農抑商的觀點，提倡耕戰政策，以農致富，以戰求強；厲行嚴刑峻法，監察官吏職守，建立官僚制度。

韓非子：

（約前280?前233）是韓國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后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子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后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子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子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子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子被迫服毒自殺。

經濟??富國：

（1）目的：以農求富，增強經濟實力；
（2）措施：
①廢井田，開阡陌（以法律的形式承認土地私有，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
商鞅在經濟上推行的重大舉措是“廢井田、開阡陌”。《史記》記載：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戰國策》說商鞅“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所謂“阡陌”，指“井田”中間的灌溉渠道以及與之相應的縱橫道路，縱者稱“阡”，橫者稱“陌”。“封疆”就是奴隸主貴族受封井田的界限。“開阡陌封疆”就是把標志土地國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從法律上廢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這樣就破壞了奴隸制的生產關系，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②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商鞅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工商為“末業”。因棄本求末，或游手好閑而貧窮者，全家罰為官奴。商鞅還招募無地農民到秦國開荒。為鼓勵小農經濟，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發徭役和戶口稅，發展封建經濟。
③統一度量衡：
商鞅變法前，秦國各地度量衡不統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商鞅制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如今傳世之“商鞅量”，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監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為升”。從“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規定的1標準尺約合今0.23公尺，1標準升約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銘文可知，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認真的。商鞅還統一了斗、桶、權、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國人必須嚴格執行，不得違犯。
度量衡的統一，為人們從事經濟、文化的交流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對賦稅制和俸祿制的統一產生了積極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據勢力的影響，為后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礎。

關于商鞅變法“為田開阡陌封疆”的本義探討：

“為田開阡陌封疆”是商鞅變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對它的基本含義，自古至今就有較大的爭論，占主流的意見是：廢除舊的井田制度，承認土地私有，并允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它的實施，標志著封建土地所有制開始在秦國得到確立。
但是這種說法早在古代就受到某些人的質疑，他們認為“開阡陌”實際上是“置阡陌”，不過，在他們眼里，商鞅變法還是起破壞井田制作用的，只是那叫做“隳經界，立阡陌”，變國家土地公有為個人土地私有。
現代不少學者沿著“置阡陌”的思路而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辨。田昌五等主編《秦漢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認為：開阡陌封疆只能解為設置阡陌封疆，而不能說成是掘掉井田的界。具體地說“為田開阡陌封疆”是指“按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或十萬頃的標準，以縣為單位計算出土地總面積，除去山澤道路邑居，其余的耕地按良田一夫百畝的標準授予農民。授定之后，設立阡陌封疆，不許私自更動。”袁林《論商鞅田制》（載《趙儷生先生八十壽辰紀念論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也認為，商鞅變法后實行土地私有制的說法不能成立，而是完善嚴密的田界系統，設立阡、陌、阡道、陌道，使隨意改為田界變得十分不易，既保證了國家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保證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

軍政??強兵：

（1）獎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爭，各以輕重被刑”，以獎勵軍功而禁止私斗。規定爵位依軍功授予，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就是說有功勞的貴族子弟，可享受榮華富貴；無功勞的，雖家富，不得鋪張。
制定二十級爵的作法，意味著商鞅徹底廢除了舊世卿世祿制，今后將根據軍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二十級爵：一級曰公士，二級曰上造，第十九級曰關內侯，二十級曰徹侯。據《漢書》記載：“商君為法于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也就說明了獎勵的做法：將卒在戰爭中斬敵人首級一個，授爵一級，可為五十石之官：斬敵首二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各級爵位均規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數量標準和衣服等次。
而所謂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鎮，被奴隸主所占有。奴隸主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產，經常發生爭斗。新法規定不準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隸主的勢力，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嚴懲私斗的作法是：為私斗者，各以情節輕重，處以刑罰。
由于推崇戰功，秦國軍隊的戰斗力大大增強。秦國在對外戰爭中，國力進一步增強，從而扭轉了長期以來被動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與魏惠王在杜平相會，結束了秦國長期不與中原諸侯會盟的被動局面，提高了秦國的地位。秦國還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農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巴蜀地區和盛產牛馬的西北地區，社會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從而奠定了秦統一的物質基礎。
（2）廢除“世卿世祿制”，鼓勵貴族建立軍功：
《史記》記載，秦國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份之高低。該規定沉重打擊了奴隸主舊貴族，因而，招致了他們的怨恨。《史記》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戶籍制度，制定連坐法：
秦國的都、鄉、邑、聚原來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點。商鞅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的統治，管理廣大居民，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輕罪用重刑。將魏國李悝的《法經》頒布實行，還增加了連坐法。主要內容是：居民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將什、伍作為基層行政單位。按照編制，登記并編入戶籍，責令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須連舉告發，若不告發，則十家同罪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與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時規定，旅店不能收留沒有官府憑證者住宿，否則店主也要連坐。
（4）普遍推行縣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也有史書認為是41縣或36個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商鞅通過縣的設置，把領主對領邑內的政治特權收歸中央。該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廢井田、開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證了土地私有。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削弱了豪門貴族在地方的權力。
后來，秦在新占地區設郡，郡的范圍較大，又有邊防軍管性質，因之郡的長官稱郡守。后來郡內形勢穩定，轉向以民政管理為主，于是郡下設若干縣，形成秦的郡縣制。
（5）定秦律，“燔詩書而明法令”：
商鞍變法時曾采用李悝的《法經》，并改法為律，頒行秦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將秦律修訂，作為全國統一的法律頒行各地。秦律中的刑罰有：
①死刑，主要有棄市和磔。
②肉刑，有斬足、宮、劓、黥等肢體刑。
③徒刑，將犯人拘禁起來，并使服苦役。
④遷刑，即將犯人流放邊地。
⑤笞刑，即鞭笞之刑。
⑥貲罰，讓罪人向官府交納財物或提供勞役以達到懲罰的目的。
商鞅的所作所為是為了排除復古思想的干擾。當時法家認為俠以武犯禁，儒以文害法，似乎儒家的東西都是蠱惑人心的東西，所以為了明法令，它就要燒掉詩書，以法為令，以吏為師。然而，商鞅開創的“燔詩書”的高壓政策，不僅極端壓制了人民的思想，對于我國文化典籍也是一種摧殘。
（6）改革舊習俗：
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強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戶口稅。

郡縣制：

郡縣制是春秋戰國時期形成并得到全面發展成熟的地方行政制度。它初步形成于春秋時期，當時晉、楚等國在開拓疆土之后，開始在邊境地區設置“縣”一級行政機構，后來，縣作為一級行政機構逐漸由邊地向內地推行，而在新的兼并地區，則改為置郡。郡縣制的特征之一，是由國君直接委任官員進行管理，有利于集權，這是與以往世襲的封邑制有很大區別的。
戰國時期，郡縣制在各國得到普遍推行，成為一種強化中央集權專制政治的有效地方行政體制。戰國時代郡的設置，繼承春秋，主要還是出于軍事上的考慮，即為了鞏固邊防，初期的郡一般多設于邊地，其地位不若內地的縣。但戰國中葉后，邊地得到開發，人口增多，郡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某些地區進而形成了郡轄縣的現象，產生了郡、縣兩級行政體制。至于縣的設置，在戰國時代乃更為普遍。當時一般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有縣，縣往往是以某個城邑為中心，轄有該城與周圍農村地區。郡縣的長官郡守、縣令，均由國君直接委任，并按時接受考核。郡、縣的行政和軍事權力，都控制在國君的手中。這樣一來，國君就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郡、縣乃至鄉、里的逐級統治系統，從而為君主中央專制集權提供了行政組織上的保障。由此可見，郡縣制的確立，是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商鞅在秦國推行的軍功爵祿制度。所謂“軍功爵”，其實質含義便是獎勵軍功，鼓勵殺敵求勝，它是新興階級提高軍隊戰斗力的一項措施；同時，也是調整當時社會關系的一個途徑。早在公元前493年，晉國趙簡子戚地誓師即宣布：“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左傳?哀公二年》）。這可以視為軍功爵的濫觴。進入戰國之后，軍功爵在各國紛紛實行，如吳起在魏國就明確提倡對精銳材力之士“必加其爵列”。又如齊國的“技擊”，斬敵一首“則賜贖錙金”，而魏國入選的“武卒”，也可以“復其戶，利其田宅”（《荀子?議兵》）。當時，在全面貫徹軍功爵制方面最為徹底的，無疑當首推秦國。其標志就是商鞅在變法過程中創建和推廣的“二十等爵制”。
“二十等爵制”是典型的戰場獎賞法。一方面施行厚賞，另方面也厲行重罰。秦國的二十等爵制可以分為四個等級，相當于士的是：一級公士，二級上造，三級簪裊，四級不更；相當于大夫的是：五級大夫，六級官大夫，七級公大夫，八級公乘，九級五大夫。相當于卿的是：十級左庶長，十一級右庶長，十二級左更，十三級中更，十四級右更，十五級少上造，十六級大良造，十七級駟車庶長，十八級大庶長；相當于諸侯的是：十九級關內侯，二十級徹（通）侯。按照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政治、經濟特權。立了軍功，爵位逐次遞進；反之，有罪可以“奪爵”。如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名將白起因在攻打趙都城邯鄲問題上，與秦昭王意見不合，而被剝奪了全部爵位，淪為兵士，“免武安君為士伍”。

富國強兵的秦國??變法的進步意義：

1、性質：地主階級的政治改革；
商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富國強兵，客觀上破除了奴隸制度及鞏固和發展封建制度，從本質上說這是一場地主階級的政治革命。
2、特點：
①改革最徹底；
②改革較全面：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和習俗等各個方面；
③持續時間最久：18年，兩次頒布變法令；
④作用最顯著：變法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壯大了實力，為秦國的富國強兵和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秦國以至中國歷史的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3、意義：
（1）政治：中央集權制度建設的開始
商鞅變法政治上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廢除分封制，普遍推行縣制，縣作為一級地方行政機構正式建立起來，通過縣的政權制度，全國政權、兵權逐漸集中到朝廷，建立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強化基層管理的戶籍什伍制和連坐法強化了封建集權力量。
（2）經濟：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增強了國力
秦處西戎，地曠人稀。開墾荒地是秦國發展農業生產的特點，商鞅采取措施獎勵墾荒；獎勵耕織；重農抑商。接著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土地私有制，這一切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秦國的農業生產帶來了生機，擴大了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從而為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和增強軍事力量，實現強兵目標打下了基礎。教學時，注意給學生講清經濟基礎的變化對上層建筑變化的作用。
（3）軍事：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斗力
商鞅針對當時兼并戰爭頻繁的特點，頒布了獎勵農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官爵晉升與斬敵首級，軍功大小成正比。此法的實行，大長秦國殺敵立功之風。并嚴禁私斗，凡私斗者，按其情節輕重予以嚴厲的處罰，從而使“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達到強兵目的，極大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斗力。從此，秦國在對外兼并戰爭中掌握了主動權。
（4）司法：改變“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嚴懲了守舊勢力。

商鞅變法的歷史作用：

經濟上：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為秦國農業生產帶來生機。
政治上：使封建國家機器的職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
軍事上：極大地提高了秦軍的戰斗力，秦國在對外兼并戰爭中掌握了主動權。
總之，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變法為秦國的富國強兵和后來秦的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秦國以至中國歷史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