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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時下講史之風盛行。中央電視臺、上海電視臺，以及各地強勢媒體，紛紛加入；易中天、閻崇年、紀連海、毛佩琦，各種學術背景的各路高人，先后加盟；《品三國》、《明朝那些事兒》、《明朝十七帝》、《乾隆朝三大名臣》，各地出版社的各種圖書，交相輝映。《品三國》儼然成為超級暢銷書。
　　
　　眾多的講史者、品史者乃至侃史者，有的是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歷史學家，有的是中國歷史的熱烈愛好者，有的是原本從事其他領域教學和研究的“闖入者”，他們從學經歷和講史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多元風格，百花齊放，豐富多彩，但瑕疵亦與生俱來。
　　
　　純粹的歷史學家或因恪守史實而失之于拘謹，嚴謹有余活潑不足，讀者寥寥，不足以形成熱潮。有古典文學或文學創作經歷和學術背景的人，以“闖入者”的姿態進入歷史領域，比較放得開，講述活潑生動，聽者、讀者入迷，既有獨特的魅力和吸引力，但又容易在“無意中”暴露史學修養的不足。
　　
　　易中天先生說：“真實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實，因此要有一個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辦法我以為就是‘妙說’。所謂‘妙說’，就是文學其表，歷史其里，既有歷史真相，又有文學趣味。”其宗旨美則美矣，然而要做到既有華麗的文學形式，又能準確地講述史實及其規律，難度是很高的。
　　
　　二
　　
　　其實，在此次講史熱潮之前，通俗的、類似于講史的著作已有不少。其中亦不乏上乘之作，如《上下五千年》、《黎東方講史》等等，即曾長期暢銷，擁有成千上百萬的讀者。然而時代不同，由于那時沒有電視臺這樣的強勢媒體介入，也就無福享受如今日易中天先生這樣人盡皆知的榮耀。
　　
　　被公認為歷史學家之信史而又能夠以生動活潑的講史文學形式吸引聽眾和讀者的，不能不提現代講史第一人黎東方先生。黎先生受業于中法名家梁啟超先生和馬第埃教授，學貫中西，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于重慶面向公眾講述三國史，獲得巨大成功，進而講述其他各朝史，并在胡適的鼓勵下，陸續寫出了“細說體”講史著作。
　　
　　《黎東方講史》是一位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已故史學大師鄧廣銘教授曾熱情洋溢地為之作序，謂黎先生所寫的是真實的歷史，信而有征，事皆屬實。在講述三國中，他曾廣泛閱讀三國史料和古今學者的有關學術著作，深有研究，每每能指出正史之誤。如諸葛亮究竟斬了馬謖與否，陳壽《三國志》就有被斬、下獄物故和畏罪逃亡三種不同的說法，黎先生詳作分析，傾向于第一說，但又希望其他專家或后起之秀來最終了結這樁公案。黎先生還時時意識到《三國演義》的存在與真真假假的混淆歷史，他指出了《三國演義》的以假亂真，如張飛絕非莽漢，而是寫得一手好字、善畫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陳宮非真實，陳宮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其可貴的是，黎先生在維護正史的基礎上，還能指出野史有時也有可信之處。對于難度較大的官制和地理沿革等，亦大費功力，認真考訂，乃得其實。
　　
　　鄧先生指出，黎先生的講史，全都是對各個朝代的歷史事實與現象，透過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蘊，并探明其彼此間的相互關系，有了融會貫通的理解，然后才筆之于書的。黎先生能達到這樣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養，絕不是臨陣磨槍，尋掇捃摭而得來的，所以才能這樣的左右逢源，曲匯旁通。的確，黎東方講史既對史實的考求，極下功夫，于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亦常能根據需要細加闡述，又能融史識于其中，提出自己的觀點。同時注意解答歷史之謎和民間傳說，并放棄了“編、章、節”的論述式結構，而以一個一個并列的話題一路鋪展的方式抓住聽眾，以生動活潑的語言進行講述。可以說，黎東方講史是“史”、“識”、“趣”的較好結合。
　　
　　三
　　
　　以“史”、“識”、“趣”結合的要求品讀時下諸公之講史，則其短長頗有可議者。
　　
　　歷史專家盛巽昌先生，近年通過長時間收集、比對、梳理、考證，而獲得一項大成果《三國演義補證》。以歷史的眼光和史料逐回逐段地過濾《三國演義》一書，從而溝通文史，辨析虛實，寫下了1000余條“補證”。
　　
　　有扎扎實實的“補證”作底子，再來審視當下講三國史者之準確與否，自是駕輕就熟，且常能鞭辟入里，發常人所不能發。
　　
　　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國》行世，事涉當行，老盛技癢難熬，寫出了《品三國匡正》一稿，共提出150個問題。《品三國》上下冊共四部48集，盛先生提出的問題，平均每篇有3個，可謂面廣量大。老盛將其錯誤類型分為七個方面：演義移植、所釋別有、斷章取義、不見于史、嫁接欠妥、自圓其說、淺嘗輒止。在我看來，老盛所提出的問題及其精心撰寫的考證，絕大部分是令人信服的。承盛公慨予先睹為快，今僅就史實、官制、地理及若干特殊文句的理解等數端，結合筆者的查證和看法，并與《黎東方講史》作比較，試析如次。
　　
　　四
　　
　　易氏在史實方面出現的疏失最多，足有一百多處，原因是想當然和不經意間的渲染，順勢而下，不加推敲，或者誤用了《三國演義》的描寫。現略舉數例。
　　
　　易氏說董卓進京，是氏族袁紹請進來的。大家都知道董卓是被何進招來的，袁紹只是在商議時出過主意而已，而且比較詳細地描述袁紹所出的這一特大餿主意的，乃是《三國演義》，但即使在《三國演義》中，最后拍板讓董卓進京的仍是何進，故易氏說董卓是由袁紹請進來的，難以服人。
　　
　　易先生說，曹操代理兗州牧以后，就帶兵和黃巾軍作戰，“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這個時候，曹操的軍事力量是不如黃巾軍的。黃巾軍有戰士三十萬，加上隨軍人員共一百萬，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舉軍皆懼’”。以上千人對敵三十萬人，有點匪夷所思，但易先生言之鑿鑿，有根有據呀。還是翻出原文看一看吧：“太祖將步騎千余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將步騎千余人，行視戰地”，這是戰前的察看地形，較大規模的偵察行動，想不到被黃巾軍發現了，發生了一場戰斗，“死者數百人”，那回來也只有數百人了。很顯然，“舉軍皆懼”的“舉軍”決不會只有這數百人。盛先生推算，那時曹操的軍隊大概已擁有幾萬人。看來，易先生在開講之前，對原著的研讀還是不夠仔細。
　　
　　易先生說，袁紹戰敗，陳琳被俘，曹操責怪陳琳在為袁紹寫的檄文中罵祖宗三代，陳琳謝罪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易氏還說這事記載在《三國志?陳琳傳》正文，不是野史，應該可信。但《三國志?陳琳傳》是沒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八個字的，最早記載類似的話的，是《蕭氏后漢書》、《郝氏后漢書》和北齊魏收的《魏書》，作“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或“矢在弦上，不可不發”，這些書后世已佚，在北宋的《太平御覽》等類書中有引用，《三國演義》用了這句話，而作“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看來，易氏用的還是《三國演義》。我有時在想，如果易中天先生查究一下其中的原委，以此為素材繪聲繪色地描述一番，聽眾也會很感興趣的。類似的例子還有“青梅煮酒”，易氏以之與三顧茅廬、赤壁之戰等并列作為三國時代的重要史事，但實際上這也是《三國演義》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曹操確實請劉備吃了飯，但沒有“青梅煮酒”。“青梅煮酒”一詞最早見之于北宋詞人晏殊的《訴衷情》詞，“青梅煮酒斗時新，天氣欲殘春”，后人在文學作品里多襲用之。再說曹操請劉備吃飯，乃是夏六月，已非青梅煮酒時節，當然作為文學作品，也不必深責。
　　
　　黎東方先生在《細說三國》的“赤壁”一篇中說：“《三國演義》描寫赤壁之戰的經過，十分精彩，在文學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與事實太不相符。我們寫歷史的人，為了忠于史實，忠于我們的讀者，不得不把演義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實，或憑空捏造之處，令有些讀者掃興，甚至引起少數人為演義的作者辯護，真是很不得已。”這種態度是可取的。
　　
　　五
　　
　　《品三國》中涉及官制的問題也不少。
　　
　　在《品三國》上冊中，易先生說袁術有一個“丞相”叫舒仲應。確實，袁術自命不凡，急于稱帝，打出“仲家”皇帝的旗號，旋成眾矢之的，兩年后為曹操所破病死。至于他的短命王朝有沒有封過丞相，誰也未曾考信過。現在易先生品出了一位袁術的“丞相”，所據何史？各種史料中有關舒仲應的記載均出自《后漢書?袁術傳》：“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其事跡頗為感人，但說到袁術的“丞相”，原來只是“為術沛相”四字。按“沛相”即沛國相，是朝廷派往沛這個封國的行政長官，職責、權位與郡太守相同，與朝廷的丞相全然不是一回事。
　　
　　易先生說，建安元年，曹操認為條件成熟，便派他的堂弟、“揚武將軍”曹洪去洛陽迎奉漢獻帝。可是事實是曹洪從來沒有做過“揚武將軍”，當時只是“揚武中郎將”，中郎將的職位比將軍低。曹操自己在同年稍后時才被封為“建德將軍”、“鎮東將軍”，曹洪是不可能在他的主子前先任“揚武將軍”的。
　　
　　易氏說：“潘?本是劉備的人，在劉備手下做一個小官，關羽被殺后跟了孫權。”但歷史記載是，“劉備領荊州，以?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治中從事是州牧的第一副手，當時一個州有六七個郡，相當于現代的省，州牧為地方大員，其主要副手難道可以說是小官嗎？黎東方先生在《細說三國》的“益州易手”一篇中解釋張松的官名時說，“益州別駕”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治中’與別駕不同，專管對內，等于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黎東方在涉及包括職官制度在內的典章制度問題時，常能娓娓而談，曲盡其奧，如在其講三國的《司馬懿》一篇中，說到曹丕當皇帝不到一年就在皇初二年升調司馬懿的官為“侍中、尚書右仆射”，接著他就詳細地闡釋了侍中和尚書是什么官，尚書令、尚書仆射又是什么官，從漢初至三國魏有什么變化。易氏對此類知識常常不去深究。這也難怪，對于治史的鑰匙之一的職官問題，自是黎東方這樣的歷史學家素所留意，而要求易中天先生同樣的重視，就有點苛求了。
　　
　　六
　　
　　地理沿革，也是史家治史時的一個大問題，而易中天先生對此亦不夠重視。
　　
　　比如他在介紹東吳大將陸遜的時候說：“陸遜字伯言，吳郡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這個解釋看似沒有什么問題，實際上也有很大的問題。今天的蘇州市，只是東漢三國時期吳縣的一部分，而陸遜等江東陸氏宗族，世居本非此處，他們是吳人，卻不是蘇州人。陸遜乃是吳之華亭人，也就是今上海市松江區人，《辭海》（1999年版）就是這樣表述的。其實，在孫權時期，陸遜所封的華亭侯、婁侯，就是以他的家鄉為封邑的。
　　
　　黎東方先生對地理沿革問題十分重視，他在講史時遇到此類問題決不繞過，一定不厭其煩，原原本本地解析清楚，而且即使是此類解說，也可以使聽眾聽得津津有味。
　　
　　比如他說到曹操敗走華容道，就說，“漢朝的華容縣城，在今天湖北監利縣的北邊偏西，上坊東村附近”，進而又說，“今日的湖南華容縣，與漢朝的華容縣毫無關系；它是三國時代吳國所創設的一個縣，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學無術的官僚改名華容。”關于揚州刺史的解釋，更為詳盡。說當時所謂揚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揚州，應是九江郡的壽春（今安徽壽縣），轄境則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之一部分與長江以南的江蘇，就是沒有揚州，今日的揚州，在東漢末年屬于徐州，稱為廣陵。
　　
　　黎先生在介紹諸葛亮的籍貫的時候，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清了曲折復雜的關系，使每一位聽講的人和后來的讀者永遠不會忘記，更是厘清地理沿革的典范。
　　
　　七
　　
　　易氏還時有對經典文本用語之時代特征不甚了了而發生的疏失。
　　
　　如《三國志》裴注引《江表傳》及《續后漢書》等史料敘述孫策、周瑜納大橋、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于其中之“二女雖流離”，易先生品為“大喬小喬雖然顛沛流離”，盛先生指出此“流離”乃“光彩煥發貌”，繆鉞先生的《三國志選注》正是這樣解釋的。這個解釋是對的。“流離”之一義為一種寶石，轉為光彩紛繁之貌，漢楊雄《甘泉賦》：“曳紅彩之流離兮，?翠氣之宛延。”孫策的那番話，意思是“橋公的這兩個女兒雖然長得漂亮，但能嫁給我們兩個男人，應該可以很高興、很滿足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易先生說“這一年，孫策和周瑜分別迎娶橋公之女大橋和小橋為妻”，也是不夠準確的，孫策和周瑜二人當時只是納妾，孫策在此后一年多就死了，而他遺有一子三女，即可證。
　　
　　又如《后漢書》說禰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數也。’”《品三國（下）》解釋說，禰衡誰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順眼一點的也就是孔融和楊修。但禰衡對他倆也不客氣，常常對人說，也就大兒子孔文舉（孔融），小兒子楊德祖（楊修）還湊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來。禰衡說這話時，自己不過二十出頭，孔融已經四十歲了，竟被呼為“大兒”！這哪里是什么傲骨？分明是狂悖。盛先生指出，易先生將“兒”解說為“兒子”是錯的，這里的“兒”本作孺子、男兒解，引伸出去，還可作英雄、偉人解，所以鄒容《革命軍》有“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侖”之句，那是對世界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尊敬。柳亞子先生1945年在重慶，請人刻一章，則有“前身禰正平，后身王爾德；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之句，并特意囑人刻一長篇邊款，謂禰衡有大兒小兒語。北海齒德，遠在禰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膽交，絕無不敬之意，斯語特表示熱愛耳。鄒、柳顯然是深得其意的。又清沈自南《藝林匯考》稱號篇卷二引《閱耕余錄》，謂“鄧艾目姜維為‘雄兒’，桓溫目王敦為‘可兒’，蓋漢魏人語如此。”
　　
　　孫策在臨終前將弟弟孫權托付于張昭，說了這樣幾句話：“若仲謀不任事者，君可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對于后面三句，易氏的翻譯是：“這樣，即使我們在江東不能成功，還可以設法回江西去，也沒有什么可擔心的。”作為孫策起家之地的江東竟然不如人生地疏的江西？此“江西”易氏指江北，即孫策曾招募淮泗精兵之處。黎東方先生的解釋與易中天先生完全不同：“所謂‘緩步西歸’，就是慢慢地、從容地歸順曹操所主持的許縣朝廷。所謂‘亦無所慮’，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顧慮。”黎先生還進一步解釋說：“張昭后來于曹操席卷荊州之時，主張應降，與孫策的這最后幾句話頗有關系，迎降的建議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這樣的解釋是比較順當的。
　　
　　八
　　
　　盛先生還提出了幾個問題，如曹操燒毀己方人員暗地里寫給袁紹的書信的真相及其動機、“隆中對”是不是一次談話、《短歌行?對酒當歌》是否曹操一人所寫的詩歌等等，都是很有意思、值得商討的。
　　
　　易中天的品史雖然有疏失，但他在事件的曲折鋪展，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和展現以及處境的淋漓盡致的描繪等方面，顯然有其長處，因而也更有吸引力。在史實的考求、典章制度的闡述和地理沿革的剖析等方面，歷史學家會本能地進入，且可講得比較準確。“闖入者”如能善于避開這些歷史的專門問題，則不易觸雷，可以揚長避短，當他們避不開時，問題就有可能發生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因為他們也許不了解其中還會有問題。
　　
　　易氏之品史，已有多人指其小疵，這是正常之事，至于有人要對其進行清算，則有點過分了。今盛公指瑕，實事求是，有益于讀者，亦有益于易氏本人，指瑕或亦有過或有誤，易氏本人及史家、讀者、聽眾均可加入討論。易中天先生如能吸收盛先生的意見，在重印時作若干修正，則幸甚矣。
　　
　　一種文本的研讀者越多，一項文化成果的受眾越廣，其影響自然越大，而其文本和成果的深度、精度和準確性一定也會在直面廣大聽眾和讀者的同時，得到更多的審視和檢驗。
　　
　　眾目睽睽、萬耳齊聞之下的講史和講史著作，自然不能幸免。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lg566.com/gaozhong/363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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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史、品史者之短長及其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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