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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理學的近代化體現在多個方面,如地理學的體制化建設與學術中心的形成,新分支學科的建立與發展,以及建立在近代科學方法與技術手段之上的豐碩研究成果。但決定一門學科質的轉變,并不僅僅在于體制化和知識體系的不斷充實和完善,更為重要的是學科的理論建設。因此要探索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道路,就無法離開對于近代地理學理論研究進程的探討與分析。

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比較薄弱,但理論建設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地理學的最高層次,也是地理學近代化的必要基礎。因此,研究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歷程,對于其理論水平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1 地理研究的興起與面臨的問題

1.1 對地理學應用價值的認識

科學的持續發展需要社會的廣泛關注,而這一點又依賴于科學本身所體現出的社會價值。地理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地理環境中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及其之間交互作用的關系[1]。隨著人類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空間的擴大,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對地理學的需求日益迫切。“內政、外交、民生、國防,凡所舉措,無不賴有地理研究為其根底”[2]。這種迫切的需求促進了地理學的發展。

社會的需求使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了地理學的社會價值。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戰爭頻繁、社會動蕩,社會處在新舊交替之中。“在這種新舊適應轉變當中,能夠予新適應以實際幫助的科學雖然很多(如歷史、工程等),然其中要以地理學最關重要。地理學是新舊適應轉變中的指導者,他不但可以說明這種適應,并且可以知道新舊適應轉變的方向”[3]。地理學可以“告訴人類,使之有所警戒、預防、適應、利用和種種應遵循努力的途徑,以求生活的安適向上;以求衣于斯、食于斯、老死而葬于斯的‘場所’,成為一個人地調協,欣欣向榮的生活空間”[4]。甚至有學者認為,地理學的“機能為使未來國民精確構想人類活動之大舞臺之世界,由之而使關于彼等身旁所發生之政治的社會的問題之思考日益精確,而使判斷趨于健全”[5]。地理學的社會價值已使它成為新時代人們必需具備的知識。

地理學以其為“新邦建設之一動力”而受到社會的重視。20世紀20~30年代,高等學府中的地理系和地理學會紛紛建立。這些教育與研究實體的出現是為了國計民生,為了解決內憂外患的問題[6],為了促進經濟建設,為了了解國際間的關系、“為了發揚民族觀念”[7],為了溝通日益分化的各門科學[8],也是為了普及地理學知識……。當學者們為了共同的目標聚集在一個共同的專業領域時,卻沒有一個可以共同遵循的研究方法,甚至連研究范圍也模糊不清。社會的需要促成學科的建立,而學科的建設則有賴于理論研究的深入。

對地理學多種應用價值的認同,雖然能夠使人們感受到地理學的重要性,但也給人們一種錯覺,即地理學僅是一種工具、一種知識而已。以社會需求、經濟效益代替科學價值,必然造成學科研究方向多變、難以正常發展,甚至造成了學科的危機。因此,一門學科的真正發展在于該學科理論研究的深入。

1.2 問題產生的國際背景與中國學者的認識

對地理學科學性質的不同解釋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早在17世紀,德國學者伯恩哈德?瓦倫紐斯(Bernhard Varenius,1622~1650)在《普通地理學》一書中就對地理學的內容及范疇進行了研究,并將地理學分為普通地理學和專門地理學。瓦倫紐斯的地理學概念遠遠走在了那個時代的前面。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

19世紀伴隨著人類對世界認識的擴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學者已無法掌握整個地理環境的全部知識。學科的分化成為近代地理學發展的必然趨勢。近現代地理學就是在學科的不斷分化之中向前發展的。隨之而來的是,地理學已經由一門科學變成了一個科學體系。當學科分化越來越細時,就產生了地理學是否具有其獨立的研究對象而不與其它學科發生疊置的問題。

“十九世紀末期,整個世界都通過學術界在問:什么是地理學?”[9]對此不同國家的地理學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②]。這種對學科性質的理論探討,對當時世界的地理學研究方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形成了以德國、美國、法國、英國和前蘇聯為中心的不同學術流派。

由于地理學研究范圍很大,致使一些學者誤將地理學看作是各學科的背景知識[10],或把地理學作為認識世界的一種“觀察點”[11],加上地理學發展之初學科本身又不夠健全,因此在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蘊藏著深刻的危機。

“任何一種科學,都有它自己的研究的中心,和所屬的特殊的體裁。地理學既不如地質學、氣象學、人類學、社會學……那樣有著明確的自己研究的中心,和所屬的特殊的體材,且所有的內容,亦俱為新發達起來的地質學、氣象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分劃開來,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所以,地理學是否可以成為一有組織的,完整而獨立的科學,乃成為十九世紀末以來,科學爭論的一個大問題。”[12]多數從事近代地理學研究的學者認為:“地理學的立場,實在處于極困難的地位”[13]。

作為世界近代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國地理學的發展也面臨著許多同樣的問題。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傳入是多方位的,其中既有歐洲思潮的影響,也有美國學術觀點的影響。因此對地理學中一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在中國就顯得更加活躍,而且也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認識。

當近代地理學傳入之時,缺少數理基礎、以文字描述為其特色的傳統地理學研究方法在中國已經有了深入而廣泛的影響。觀念上的碰撞更引起了中國學者對于地理學的科學特性及科學價值的更為廣泛的思考與爭論。

與西方近代地理學的發展相比,中國地理學者還面臨著許多特殊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從傳統研究方法向近代方法的轉變問題。任何一門科學的進步無不包含著繼承與創新兩個方面,中國的地理學尤其如此。中國古代著作中包含有大量的地理記述,因此可以說地理學在中國是一門十分古老的科學。然而以近代科學方法研究地理環境的科學則剛剛起步,因此地理學又是一門年輕的科學。在內容上它們有著延續性,因此許多學者把近代地理學看作是對古代地理學的更新,是“舊徑重開的一條新道”[14]。但在方法上,兩者卻截然不同。前者“只注重事實的鋪張,而忽視原則的推演,只注重個別的敘述,而忽視綜合的解釋;換言之,只有經驗的地理學,而沒有理論的地理學”[15]。

其次,西方的環境派和景觀派等不同學術流派的觀點同時傳入中國,需要中國學者對剛剛發展起來的近代地理學進行重新的認識和定位。地理學在中國應如何發展,中國的近代地理學迫切需要理論上的建設,也正是這種需求促進了地理學者的思考和理論研究的進步。

“理論的系統是現代科學的靈魂”[16]。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有明確的研究范圍、完整的研究對象、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獨立的應用領域。為了解決這種困難,中國學者開始探討地理學的對象、性質、任務、與其它學科的關系,以及地理學在科學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更有學者希望通過分析和對比東西方地理學理論的異同,找出中國地理學研究的差距。一些學者還將新的觀測手段和方法引入地理學,試圖通過改進研究手段來加強地理學的科學性,這些努力促進了地理學的進步,豐富了地理學的研究成果。

2 對地理學的定義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者中,留學歸國人員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他們留學國度不同、師從觀點各異,從而進一步造成了中國近代地理學定義的多元性。

30年代中期李長傅曾總結了10多位國外學者對地理學的定義[17],從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國外著名地理學者對地理學的定義均為中國學者所了解。例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赫特納(Alfred Hettner, 1859~1941)、白呂納(Jean Brunhes, 1869~1930)、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等。這些來自德國、法國、美國等西方近代地理學的代表性的定義,多強調了地理學的區域研究和對地理要素因果關系的研究。這些觀點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對于一門學科的定義,必須具有科學內涵、具有完整的有規律的體系,反映出這門學科的性質。地理學研究的地表并不是幾何意義上的地球表面,而是綜合著大氣、海洋、地層、生物、人類社會的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因此地理學是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兩者之間的交叉科學的認識,是定義地理學的前提條件。研究內容決定了學科的性質,在整個近現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多數學者把地理學看作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科學,認為地理學是“以自然科學為立足之點,以社會科學為觀察點”[18],“地理學走的是社會科學的道路,用的是自然科學的方法”[19]。雖然在研究內容的側重點上不同學者的認識并不相同,但這種對地理學跨學科性質的認識,成為地理學家的共同語言點。在此基礎之上,地理學者對一系列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

對地理學的定義,也是對學科研究范圍的界定,是地理學區別于其它科學的基礎。由于跨學科而造成研究內容上的復雜性,使學者們很難簡單地概括出地理學的定義。綜觀中國近代學者對地理學的多種定義,主要有幾種傾向:強調自然與人類之間關系的研究、強調空間區域分布規律的研究、強調自然規律的綜合研究等。

一些學者用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來定義地理學,如王益崖認為地理學是“以地球為人類之住所,而研究其自然人文兩方面諸般現象之科學”[20]。但這種定義很難突出地理學的獨立性。因此,有些學者強調地理學“不是研究這無數現象的本身”,而是對“各地域諸現象綜合的認識,……地理學以地域諸現象的綜合體之認識為任務”[21]。

20~30年代,地理環境決定論對中國地理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學者多強調人地關系的研究是地理學研究的主題。20年代初,姚存吾根據當時中國和西方學者對于地理學的較為普遍的認識,將地理學的定義歸納為[22]:(1) 地理學為敘述地球表面自然的人事的現象之科學;(2) 地理學為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現象與人類生活關系之科學。在竺可楨、張雨峰等學者對地理學定義的闡述中,也反映出了對人地關系研究的重視[23]。

隨著地理考察資料的增多和對人地關系認識的深入,區域地理研究成為近代中國地理學研究的主題。強調地理學的區域研究對象成為多數中國地理學者的共識。“地理學乃是以地域之觀點,將紛然雜陳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據其形態性質,機能及配列,分別歸納成各種統一而綜合之景觀,就各景觀之分布范圍,考察其內部之相互關系,再與其他區域作比較之研究”[24];“地理學是對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諸現象之分布,作系統的觀察,且究明其相互關系與現象分布之因果”[25]。地理學“是最富地

域性的一種科學”[26]。強調地理學的區域特性的論文比比皆是。

上述定義的幾個方面的內容很難完全分離開,多數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地理學研究的復雜性,所以更多的學者強調綜合考慮地理學研究中的各種關系的研究,并將地理學的定義歸納為三個特點[27]:(1)地理學為“研求地面自然現象真象之學問”;(2)地理學為研究地面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關系之學問;(3)地理學為綜合的科學。

中國近代地理學者對于地理學的定義,并沒有形成一種共識。但可以看出早期學者多強調地理學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同時強調了人地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學者多強調地理學的區域特性,強調地理學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值得肯定的是,當時多數學者已經認識到了地理學具有綜合性和區域性這兩個主要特點,并且在對地理學的定義中揭露出了地理學的整體本質。

盡管中國學者對地理學的定義千差萬別,并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但這種理論上的探討不僅促進了地理學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理論研究對地理學的研究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地理學綜合性和區域性的重視,使近代區域地理學在中國有了長足進展,并成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的主要內容之一[28];地理學定義中強調人地關系的研究,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并使許多學者致力于氣象學、土壤地理學、人口地理分布和民族地理分布等的研究工作[29]。

3 學科的分化

3.1 對地理學的分類

對一門學科的分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如前所述,在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地理學定義。因此對地理學的分類,不同學者劃分的角度不盡相同。有根據研究內容劃分的、有根據研究方法劃分的、有根據技術手段劃分的,更多的則是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作用。

[30] 隨著地理學的發展和學科的進一步分化,地理學的分類方法也在不斷地演變當中。因此對于這個體系的構成,至今也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結論。而且隨著它的進步,地理學仍然在不斷的分化之中,據統計到70年代地理學的門類已分化到50種以上,并且地理學也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科學演變為自然、社會、技術三大科學交叉的橫斷科學[31]。

地理學一旦開始分化,人們就不得不對這一學科的構成及演變趨勢進行分析和預測性的研究了。但在分類研究的早期,由于對地理學的認識不夠深入,手段又不夠先進,人們更多注意到的是對它的研究內容,即地理要素的劃分。因為這些地理要素既是具體的、又是雜亂的,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就必須對它們進行整理、排序。對地理要素的劃分是學科分類的前提和基礎,這一點從1905年出版的《地文學表解》中就可以看出。這本小冊子以列表的形式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地文學)和人文地理學,并詳細論述了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地球星學、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在各個部分中,還介紹了相應的研究學科。這是較早以地理要素為基礎的分類。

20年代末,張雨峰根據地理要素對人類影響的大小將其分為天然環境、人文環境、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5個部分。但這種劃分過分強調人的中心地位,所以有些因素超出了地理學的研究范圍。

為了避免上述大而雜的地理要素分類方法,30~40年代地理學者多將地理要素分為自然與人文兩個部分。但在具體要素的分類中,則因研究者興趣的不同而差異較大。40年代周立三將地理要素分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并根據地理要素的運動規律將自然要素分為較靜的地質構造、地形、水面和較動的氣候、動植物等,人文要素也分為較靜的房屋、耕地、道路、防御工事和較動的人、農作物、家畜、工具等[32]。

現代科學隨著學科體系的不斷發展成熟,已經出現了許多相對獨立的、多層次的科學體系,如技術科學體系、基礎科學體系和工程技術體系。對應于現代科學體系,地理學也有了自己的實驗地理學、理論地理學和應用地理學三大基礎體系。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學科分化還不完備,技術手段也不全面,所以近代學者對地理學的劃分基本上沒有超出按地理要素,即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劃分地理學的范圍。基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地理學者將各個分支學科進行了總結、歸納,在根據研究方法的劃分上,多數學者都將地理學分為以區域綜合研究為主的特殊地理學(或稱地理學特論、地理學各論)和以地理要素為對象的通論地理(或普通地理)兩部分[33]。

因為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學科發展還不健全,許多分支學科的研究剛剛起步,而且經常是一位學者兼作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對通論地理學的進一步劃分則因不同的學者理解并不相同[34]。但大多按照研究內容分為人文和自然兩個方面。當時也有學者受歐美地理學思想的影響,在地理學的分類過程中為了強調人生地理(又稱人地學)的重要性,將地理學分為自然、人文、人生三個部分[35]。指出人生地理與人文地理不同,突出強調了地理研究中人地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并認為人生地理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基礎,是連接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橋梁,是地理學研究的新趨勢。這一分類思想雖不代表當時地理學分類的主流,但它反映出當時部分學者強調人地關系研究的傾向。

從分類情況看,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研究已由經驗性的總結轉向理論性的探討。因此在地理學的分類中,體現出了不同的學術傾向。這種差異有利于地理學學科的建設向著健全的方向發展。盡管在20世紀中葉以前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發展及不平衡,但當時學者所探討的地理學的各個分支學科都有學者在進行研究。

3.2 對學科之間相互關系的認識

“地理學既是界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綜合的科學’,所以在自然科學方面,它和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物理學、化學、海洋學、動物學、植物學及人類學等,有密切關系;在社會科學方面,它和政治學、歷史學、軍事學、經濟學等,也有密切關系。這幾種相關的學科,是地理學的初基,也可以說是研究地理的輔佐工具。”[36]地理學及其分支學科與其它科學之間有著很大的交叉性和互補性,因此處理好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尤為重要。近代地理學者已經意識到“研究地理應當首先分析它們和地理的交互關系,……才不至于‘誤認工具的知識,或同樣研究地面現象的其他科學作為地理學的成分’;才不至于‘把性質和方法全不相同的學科,一起混在里面,以致許多科學的支屬,都掛上了地理的招牌’,才不至于‘枉費其時間于其他科學之上’,才不至于犯了‘入之過深,即有越俎代庖之嫌’的毛病。”[37]

地理學既然與如此眾多的科學關系密切,近代地理學者就非常重視它們之間關系的探討,尤其是地理教育工作者,他們認為給學生指出這些關系,可以讓他們更好地掌握地理學的基礎。因此,在近代的許多地理學教育理論文章中和地理學教科書中,很容易找到這些論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馮景蘭發表在《教與學》上的《地理學與其他科學之關系及其研究途徑》一文[38]。但這些論文多強調地理學與其他科學之間的互補關系,以及其它科學在地理學中作為知識基礎的重要性,而較少談及地理學與其他科學的不同及其分界。

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分類體系中,分支學科已有十幾門甚至二十幾門之多,但從中國近代地理學發展的總體水平來看,一些學科雖然已經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學科。更沒有獨立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機構。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學者在對這些分支學科與其相鄰學科之間的關系的認識上,還是模糊、存在著較大的偏差。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對分支學科與相鄰科學之間關系的認識并不深入。直到40年代末,仍然有學者在提醒人們注意在自然地理研究中“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誤把其他自然科學的材料,拉到自然地理學的范圍內。像氣象學列入氣界地理,地質學列入陸界地理,天文學列入數理地理等”[39]。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為了強調地理學的獨立性,學者們也一直在努力將地理學的新興學科與其它科學區別開來。40年代,葛綏成曾經例舉了植物學與植物地理學的差別:“植物學家,若專從研究草木的生長和生理的狀態,以及各種草木在分類上的地位,則與地理不相關;但一經著手與草木分布地域的調查,那就成為地理中的植物地理了”[40]。

一些發展較快的分支學科不但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其與相鄰科學的關系問題上學者們也有了一定的認識。像地質學與地理學、氣候學與氣象學、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不同,盡管一些學者同時承擔著兩方面的科研工作,但仍能明確其差異。例如當時許多學者都已能明確氣象學“應用物理學之方法,研究天氣之各種要素,探索其原則,而發明其公律,其實用上主要貢獻在于天氣預報。”而氣候學“則應用地理學上之方法,研究地方性之氣候狀況,記載其分布,而解釋其因果,其主要貢獻在講明天時與人生之關系”[41]。再如經濟學“從純粹理論的立場,來研究生產的性質、組織、和一般原理”,而經濟地理學“則用地域的眼光,來檢討某種物產在地面上的分布,在各地生產的實況,以及其所以然的原因。這種研究觀點的差殊,實為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特色。”[42]

中國近代地理學中一些發展比較緩慢的分支學科與相鄰科學的界線則模糊不清。如對海洋地理學與海洋學關系的認識,一些學者雖然指出了“水利地理就是海洋地理,水利地理與海洋學有關”,并指出在海洋地理學沒有專著出版的情況下,應閱讀海洋學讀物,似乎已將海洋地理學與海洋學區分開來[43],但文中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兩者之間有何差異。更多的學者則把它歸入水文學之中(水文學包括海洋學、湖泊學和河道學),而且也沒有分清海洋學與海洋地理學的不同[44];甚至有學者把海洋學和海洋地理學作為一個概念,成為地理學的分支學科之一[45]。

明確地理學與其它科學之間界線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強調地理學的科學地位,更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應用地理學方法、以地理學的獨特視角來解決地球上存在的各種問題。分界不清導致了研究方法上的混淆。一些地理學者甚至越俎代庖侵入其他科學的研究領域,從而受到了其它科學工作者對地理學的非難。一些學者責難地理學“不過用他科學研究的結果,把片斷的知識聚集而成。只可算為雜貨店的學。甚至于攻擊地理學之所謂地理學,遠不能稱為一獨立科學”[46]。

4 研究方法的探討

隨著近代地理學方法的傳人,中國學者深感傳統地理學研究方法的落后。指出傳統地理學只有事實的羅列而缺乏原因的探討,并認為“中國地理學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經驗的地理學,而沒有理論的地理學”,指出“地理學近幾十年在西方的進步,重要的不在乎擴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47]。學者們還認識到,“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并不在乎其內容的事實怎樣,而在乎入手方法怎樣”[48] ,“凡能稱得起一種獨立的科學,必有他獨立之點。所謂獨立之點,即專指其獨立之范圍,獨立之目的,獨立之理論”[49]。要想把各分支學科統一在地理學之中,“就嚴格的科學意味說來,只有地理學方法論”[50]。于是紛紛倡議用新的科學方法進行地理學研究,從而促進了對地理學研究方法的探討。

同時,近現代地理學在研究資料的應用上與其它學科存在著很大的重復性:“地

文地理依賴地質學家整理材料,政治地理依賴歷史學家整理材料,經濟地理依賴經濟學家整理材料,而氣候尤有賴于氣象”[51]。但“地理學的重點決不在于盡量吸收其他科學的材料,而系用地理的方法去處理這些材料,即按照新的方式以獨特的觀點來取材和分類。我們的注意所在不是事實本身,而是闡明這些事實之間各方面的聯系,揭示整個地球空間中地理過程復雜總體的結構”[52]。因此地理學要想擺脫危機、實現學科的獨立,必須從方法上入手,以新的方法應用這些資料。

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中國學者一直在努力探討地理學研究的新途徑。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有許多學者紛紛著文探討如何改良地理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對地理學研究應該使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地理學者看法不一,但他們的理論探討促進了學者們的思考,推動了地理學研究方法的改善。

30年代,張其昀針對中國傳統地理學研究中長期忽視的問題和研究的弱點,總結出了研究地理學的四條新途徑:(1)從通論到方志。即首先探討自然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再進行區域研究,使地理學成為“有本之學”;(2)從領空到領陸。強調對領空、領海的研究;(3)從國家到國際。強調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國地理,用中國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對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從知往到察來。指出了地理研究中應發揮它的預測功能,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認為這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53]。張其昀提出的這些研究途徑雖然多為研究內容的更新而非方法的改進,但它至少使中國學者看到了傳統研究的問題所在,并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經過長期的努力和思考,學者們對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李春芬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概括為:先觀察后推理,先分析后綜合[54]。觀察是為了獲得原始資料,關鍵還在于分析現象或要素的相互關系和分布格局或型式,進行綜合以揭示區域特征,并為所提出的假說或理論提供驗證。

許多學者對于中西地理學的差異的比較研究,也多是從方法上的差異入手的。胡煥庸對中國與法國地理學進行了比較研究后指出,中國新地理學研究應由旅行探險調查入手,對地理研究者應加強理科的訓練[55]。

當時對于地理學研究方法的認識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規律性的研究,二是強調綜合性研究,三是強調實地考察。這三點也是針對中國地理學研究的薄弱環節提出的。還有學者站到了新的高度,把考察作為一種手段,而將地理學研究方法概括為三個方面:分析、綜合、比較。指出:“分析重在各種因素本身型性的討探,及其對于有關事物的影響之辨明。綜合重在由分析所得的各種認識,交揉參合,求得總結果。總結果是否正確,尤待和本專論類似的其他地理論著,作一比較”[56] 。

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多數學者已經從理論上接受了近代地理學的觀點,認識到地理學研究中應對地表事物和現象相互依存關系進行科學的分析。然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并為更多的學者所應用。

20紀上半葉有關地理學的理論探討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關地理學的定義、分類、方法的探討外,還涉及到地理學在科學中的地位、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問題。這些討論不但促進了地理學理論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影響了一代學者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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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自然科學學科發展戰略調研報告. 地理科學. 科學出版社, 1995.

[[27]] 馮景蘭. 地理學與其他科學之關系及其研究途徑. 教與學, 1(11).

[[28]] 張其昀. 二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 科學, 1935,19(11).

[[29]] 張淪波. 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 地學季刊, 1932, 1(3).

[[30]] 蔡堡. 地質學、地理學、古生物學之根本點,科學, 1926,11(1).

[[31]] 威特弗格爾. 地理學批判. 沈因明譯, 上海: 辛墾書店, 1935.

[[32]] 卡列斯尼古. 普通地理學原理. 上.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