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冀中抗戰中兩面政策的產生、發展和消亡
1938 年夏秋,冀中 44 個縣中有 24 個縣尚為我抗日政權所控制,敵人只占領了其中的重要據點和交通線。廣大農村抗日根據地處在敵人的戰略后方,給敵人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敵人在軍事占領之后,緊接著就建立政治上的統治,確定了"以華制華"的反動政策,在各地搜羅當地的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成立偽組織---維持會。由于當時是敵占我退,我抗日組織還沒有掌握維持會。革命的兩面政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發展的。
(一) 兩面政策的萌芽時期
日軍從點線占領擴大到面的占領,開始于武漢失守以后。從 1938 年 11 月---1939 年 4 月,日軍對我冀中根據地連續進行了 5 次大規模的圍攻,占領全部縣城。我黨、政、軍、群的干部撤到了農村。不能撤離的黨、政人員轉入地下,形成了我占鄉村敵占縣城和大市鎮的犬牙交錯局面。在敵人強化"治安",組織偽政權的情況下,出現了三種政權形式:一種是投降派和漢奸出來主動迎敵,組成了親日的政權; 另一種是敵人選擇了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紳組成的中間派政權; 第三種政權是我們的黨員、干部,經過群眾推薦,擔任聯絡員和偽村長,表面應付敵人,實際忠于抗日,成為抗日的兩面政權。
當時明確不準支應敵人的思想明確體現在 1940 年 8 月,冀中區黨委召開組織工作會議上,黃敬同志在題為《春季反掃蕩的總結與今后工作方針》的報告中,批判右的錯誤時說: "個別地方發生了和平共居的思想",與偽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模糊了敵我界限。
因此規定不派聯絡員,不支應敵人。但是,一些近敵區,敵我來去無常,兩種秩序頻繁交替。人民遭到戰火摧殘,無力抵抗敵人的橫征暴斂。所以黃敬同志在報告中批判"左"的錯誤時又指出: "不讓群眾支應敵人,又不給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只唱高調,就要脫離群眾".[1](P388-389)
為此,他號召各級干部到實際工作中去,發現和研究解決新問題。革命兩面政權的現象為不少干部所發現,定縣近敵區有一個村長當了偽村長,敵人要調他到據點受訓,他很苦惱。如果不去,敵人一定會來嚴懲,村里人要跟著倒霉。如果去了,又怕抗日政府懷疑他妥協動搖。他向縣長匯報了思想,縣長當即允許他去,但要求他必須忠于抗日政府,不真心事敵。他受訓回來,在村里掩護干部,征收統累稅,都非常積極。那些不資敵的村莊,卻被敵人燒房屋、搶東西、砸毀農具、牽走牲畜、打傷人員,受了很大損失。在這些村莊,工作很難開展。
實踐證明,在敵人大面積"蠶食"根據地的嚴酷困難環境中,近敵區村莊為避免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采取兩面政策,確實能夠保護群眾,利于抗日。兩面政策的策略在冀中區黨委會上有爭論,有的贊成,有的認為是右傾。
(二) 兩面政策的發展時期
1940 年 12 月,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政策》一文,明確指出: "在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面分子,我們也應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待之。"并明確指出:"在日寇加緊侵略中國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時候,惟有實行上述各項策略原則和政策,才能堅持抗日".[2]
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最早提出了"革命的兩面政策",給敵后斗爭的人們指出了方向和策略,解放了干部思想。冀中區黨委根據這一文件精神,開始注意研究總結這方面的經驗。百團大戰后,敵人吸取了失敗的教訓,于 1941年從華中抽調兩個師團到華北,"掃蕩"冀中。敵人采取分批逐次由外向內壓縮,由點向面發展,逐步"蠶食"的政策,一年之中,搞了 3 次"強化治安".
1941 年 6 月,黃敬同志在冀中區黨委組織工作會議上做了《關于敵占區及落后區的工作問題》的報告。
指出"在據點內、敵占區以及近敵區,可以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他說: "要把非法的內容用合法的形式表現出來,去應付敵人。運用革命的兩面政策去麻痹敵人,隱蔽敵人,在敵人占優勢的情況下,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秘密地準備自己的力量,來轉變敵我力量的對比".[1](P391)這就是說,只有在敵占區,我方無法公開工作,只能用欺騙敵人的辦法才能發展自己,轉變敵我力量對比時,才能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央軍委又發出《關于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文件指出: "敵后日益受敵人摧殘的地區,要采取一切斗爭方式,包括武裝斗爭和革命的兩面政策與敵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時機".[3]
冀中區黨委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召開會議貫徹和研究加強對敵斗爭的策略。1942 年春,新樂、藁無、定縣、晉深等地相繼被敵人"蠶食",根據地大大縮小。在這一新的情況下,實行兩面政策的村莊又大大地發展了。1942 年5 月,敵人向深(縣) 武(強) 饒(陽) 安(平) 地區進行"鐵壁合圍"、"拉網掃蕩",并占領了這些地區。敵人要各村派聯絡員,成立維持會,修碉堡、挖封鎖溝、修公路。6 月,冀中區黨委發出《關于青紗帳時期的工作指示》,指出: "目前的緊急任務是完成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轉變".指示說: "斗爭形勢應廣泛適用革命的兩面政策與小的隱蔽的武裝斗爭互相聯接、互相配合。組織形式是短小精悍的非法組織與利用公開、半公開合法組織互相配合。在抗日活動已不能公開存在之區,應主動掌握偽政權、偽組織,善于推動與爭取中間勢力及其他成員為抗日兩面派,共同對付敵人".[1](P392)8 月,彭德懷同志在《關于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具體問題》中也指出:"在敵我斗爭已進入空前緊張尖銳的形勢下,(冀中) 平原根據地性質上起了變化,成為游擊根據地,要及時靈活地改變具體的斗爭策略,拋棄死硬的公式,進行靈活地游擊戰爭。估計敵兵久占,我實無法再堅持公開斗爭,我們應設法打入偽組織,掩護抗敵工作的進行。偵察敵情,搜集情報,協助公開武裝斗爭。利用偽組織的兩面政策,采取隱蔽方式與敵人進行斗爭".[4]
這一指示明確指出了實行兩面政策必須有武裝斗爭的配合,否則就不能堅持,就不能適時地向抗日政權轉化。關于不同地區的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方針、策略,冀中區黨委指出: "在敵占區主要搞合法斗爭。
在敵之主要城市交通線及其附近地區以外的地區,有可能爭取為隱蔽根據地時,同時存在著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1](P394)"五一"反"掃蕩"后,冀中的村莊全面實行兩面政策,兩面政權達到了高峰。冀中區黨委還提出了兩面政策、合法斗爭與各種非法斗爭的關系: "沒有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即無非法斗爭之存在; 若無非法斗爭,特別是武裝斗爭之存在,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也不能堅持。兩者必須同時存在,有機配合。"冀中區黨委的指示最后說: "兩面政權與合法斗爭的好壞,決定于三個關鍵: 一是決定于偽組織、偽軍工作之情況。因為兩面政策要通過他們去實現。如果沒做好他們的工作,兩面政策和合法斗爭即無從談起。二是決定于統一戰線思想。
'國仇事大,私仇事小'是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口號。其內容是盡可能縮小階級矛盾,照顧各階級利益,達到一致對敵的目的。三是決定于正確的鋤奸工作與處理叛徒。整個形勢對敵人不利,漢奸與叛徒日益動搖。鐵桿漢奸與叛徒正在減少與孤立。這就要求我們更注意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經驗證明,鋤奸之錯誤,可樹更多的敵人,有利于日寇。處理叛徒之錯誤,可招致工作更大的損害。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受漢奸與叛徒影響比任何工作都大。正確處理這個問題,就直接間接地有助于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之進行。"[1](P395)冀中區黨委的這些指示、方針、政策,把兩面政策從實踐提高到理論高度,從自在階段提高到了自覺階段。它大大推動了根據地的恢復與發展。到1943 年底,我冀中軍民先后逼退、拔除敵人據點、碉堡 600 余處,恢復 3500 個村莊,六、七、八、九分區形成了許多小塊根據地,出現了"1943 年環境大改變"的局面,為渡過嚴重困難時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兩面政策的消亡
兩面政策是被敵人的刺刀逼出來的,又在我強敵弱的情況出現時消亡。1943 年,冀中抗日武裝恢復了 3000 多個村莊的抗日政權。在這里兩面政策自然也就消失了。1944 年春季,冀中抗日武裝開展了"萃碉戰役",夏季又開展了"護麥斗爭"和"青紗帳戰役".到年底,不但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而且又打進敵人長期占領的敵占區。全年收復村鎮3892 個,人口近 370 萬,新開辟村鎮 1665 個,人口120 萬。處在我方有效管轄下的村鎮 10250 個,人口近 825 萬,冀中區形成了大塊根據地。到日本投降前,冀中抗日武裝又解放了 10 座縣城,兩面政權的村莊已基本上不存在了。兩面政策成了冀中人民斗爭史上的一個名詞,作為弱小民族反抗強大異族侵略的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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