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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沒有界限，只有努力了，拼搏了，奮斗了，人生才不會那么枯燥無味。為了幫助各位高中學生，整理了“中國歷史人物簡介：許德珩”一文：

中國歷史人物簡介：許德珩

許德珩(1890-1990)，原名許礎，表字楚僧(后改為楚生)。1890年10月17日生于江西九江沈家沖。其父許鴻臚，先在浙江紹興當差，后返九江任教于同文書院。

許德珩6歲隨兄在家館里讀四書五經。16歲起每日往返步行40里到縣城學習英文、數學。1907年考進了九江中學堂。在這里，他學到了科學知識，接觸了新思潮，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給他以很大影響。學校里兩位從日本回來的教師(同盟會員)，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

1911年武昌首義勝利后，九江宣告光復。在革命熱潮激勵下，他棄學從軍，后到督軍李烈鈞的秘書處任秘書。孫中山1912年10月到贛視察，他在九江親自聆聽了孫的講演，孫中山的偉大革命精神使他深受鼓舞。不久因不服李烈鈞重罰一名士兵而脫離部隊，重返九江中學堂讀書。1913年7月，在各地討袁聲浪中，再次到李部參加了湖口討袁戰役。事敗后出走日本，后轉赴上海吳淞入中國公學。由于該校學費昂貴，他在這里只讀了一年半便中途輟學。聽說北京大學學費便宜，1915年暑假考入北大英文學門。

幾個月后，因其父及同他結婚四年的妻子相繼去世，他不得不返回九江料理家事。1916年他回北大復學，轉到國文學門，重讀一年級。

歐戰爆發后，廣大青年由于受到日本侵占膠州灣和“二十一條”的刺激，反帝愛國熱情高漲。1918年5月21日，許德珩與李達、鄧中夏等率領北大、高師、高工、法專的2000余名學生走出學校，到新華門前請愿。許還被推選為代表之一進去面見當時的大總統馮國璋，要求取消賣國的中日秘密軍事協定。這次請愿雖沒獲得積極成果，但這是中國學生破天荒第一次舉行的愛國請愿活動，可以說它是一年后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的預演。

為加強聯系和擴大宣傳，學生救國會于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創辦了國民雜志社。1919年1月《國民》雜志創刊號出版。許德珩在創刊號上發表《吾所望于今后之國民者》一文，對封建軍閥統治和外國侵略者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表示了極大的憤懣，決心要“一飲此強悍專橫者之血之肉，以雪吾憤”。這個刊物所需經費，完全由京津滬等地學生自籌，每人5元，共籌集1500元。凡籌款人都算是該社社員，“五四”前共有社員180人。許德珩、鄧中夏、易克嶷、廖書倉、黃日葵、張國燾、段錫朋等一批北大學生是該組織的骨干，后來成了五四愛國運動的積極分子。許德珩在五四時期還參加了李大釗發起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后來又與鄧中夏、黃日葵等成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1919年4月末5月初，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北京青年學生異常激憤 高中歷史。許德珩5月2日從蔡元培口中得知北京政府已電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的消息，立即邀集在北大國民雜志社的各校代表，討論應對辦法，決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禮堂召開北大全體學生大會，并約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3日晚在千余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許德珩等發言“均極痛哭淋漓”，“掌聲雷動”，“會場中現出一種如火如荼、不屈不撓之氣象”。會議決定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3000余名北京學生5月4日從四面八方趕到天安門前集合，組成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奔向東交民巷使館區。由于在東交民巷游行、請愿受阻，憤怒的學生決定去找賣國賊曹汝霖算賬。學生隊伍走到東城趙家樓曹宅時，見大門緊閉，三四十名警察在那里護衛，不準學生入內。機智的學生跳上圍墻上的窗洞，將窗戶折壞進入院內，之后將緊閉的大門打開，大批學生蜂擁而入。學生進入曹宅后，在前廳遇上了章宗祥，將這個賣國賊痛打一頓。曹汝霖躲藏起來未被學生發現。學生找不到曹的蹤影，一怒之下便在其內宅點了一把火。曹宅頓時火光沖天，濃煙滾滾。這就是著名的“火燒趙家樓”。大隊軍警趕來，把沒來得及走掉的32名學生逮捕，其中包括許德珩。

許德珩等被捕后受到殘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北洋政府聲稱要嚴懲這些被捕學生。在廣大學生的有力聲援和蔡元培等的積極營救下，當局被迫于5月7日釋放了被捕的學生。許德珩是五四運動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許德珩獲釋后，積極參加剛剛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的活動。

5月18日，他參加了郭欽光追悼會。郭是北大學生，5月4日帶病參加游行，被軍警毆打吐血，后不治身亡。許德珩在會上號召幾千名與會同學要繼承郭欽光的遺志，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5月19日北京學生實現總罷課后，許德珩和黃日葵被派往南方擴大宣傳。他們到天津、南京、上海，聯絡學界，推動愛國運動的開展。在上海，5月21日許德珩應邀出席了有萬余名學生參加的追悼郭欽光大會。他在演說中，介紹了北京學生的愛國壯舉和反動當局對學生的迫害，鼓動上海同學們要向郭欽光學習，用他的“犧牲精神和堅強毅力”，“去達到郭君爭取的取消密約、收回青島、懲辦國賊的目的”。

6月5日，上海實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當天下午，上海各界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商、學、工各界聯合會。許德珩作為北京學生代表應邀出席此會，并介紹了北京學生斗爭的經驗和決心。他還提出了“國民自決”問題，他說：“望政府懲賣國賊，恐不可得也。”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舉行。許德珩作為北京學生代表之一參加了成立大會。他在發言中強調，“我輩宜去虛榮心而牢守堅忍心”。全國學聯成立后，他被任命為《全國學聯日刊》主編。在上海期間，許德珩還與其他同學一起，拜訪了正在上海的孫中山先生，晤談三個小時，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

1919年10月，許德珩返回北京。他一邊繼續參加學聯的活動，一邊做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準備。國民雜志社、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都曾開會歡送他。1920年1月15日，許德珩從上海乘船赴法，同行者有55人。當時在法國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有近千人。4月5日，在巴黎及法國各地的中國學生代表百余人集會，歡迎許德珩等。許德珩作為北京大學代表，在會上報告了國內形勢及北京和各地學生愛國活動的情況。到會的徐特立、李隆郅(立三)和留英學生會會長任凱南也相繼發表了演說。

在留學期間，許德珩用半年多時間把在西方社會學界影響較大的《社會學方法論》譯成中文。蔡元培認真校閱了許的譯稿，認為這是“近年來最有價值的譯本”，特推薦給商務印書館于1925年出版。蔡為該書寫的序言中對許的刻苦學習、嚴謹治學精神大加贊賞。

蔡元培1920年12月赴法考察教育時，曾介紹許德珩與湖南留法學生勞啟榮(君展)相識，請許對她補習法文予以關照。這樣，許與勞在法接觸頗多。兩人經過五年多的相互了解，加上蔡元培從中撮合，遂于1925年4月16日在巴黎結婚。

1926年初，許德珩計劃于當年秋季歸國，將自己在歐洲近七年的學習收獲貢獻給母校-北京大學。當時國內政局混亂，北方正遭受軍閥的黑暗統治;而廣東當時是革命根據地，于是許改變初衷，決定到廣州大學(中山大學前身)任教。在蔡元培親自致函推薦下，1926年秋，廣州大學發來了聘書，請許、勞夫婦到校任教。由于當時籌措的款項不足兩人回國的旅費，加之勞君展下半年要去巴黎大學跟居里夫人學習物理學，所以決定許德珩先行返國，勞君展以后再走。

1927年1月14日，許德珩從法國馬賽登船，2月下旬到達廣州。中山大學匯集了一些進步教授，如剛從廈門轉來的魯迅，從日本歸國的何思敬以及施存統等，但校務卻被右翼分子戴季陶、朱家驊把持。許德珩除在該校授課外，還應熊雄(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許在法國的同學)邀請，到黃埔軍校作了三次講演。講演的總題目是《社會主義史》，重點講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德國革命。

當時，革命形勢發展迅猛，北伐軍進抵長江流域，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派正在密謀發動政變，奪取革命果實。廣州反動當局也在準備向革命勢力開刀，許德珩的名字已上了黑名單。何思敬、熊雄及時將上述消息通告許德珩，勸他趕快離開廣州。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許德珩表面上一切活動照常，3月30日他悄悄離穗經香港去上海。到上海時正是四一二政變前夕，他拜訪了蔡元培，看望了留法同學陳延年、趙世炎和好友黃日葵。4月12日夜晚，許與黃日葵一起搭船離滬。黃徑直去武漢，他到九江下船探親。到家第二天，即4月17日，許接到中山大學電報，說他已被校方解聘，勿再去廣州。4月20日，許乘船赴武漢。

當時在武漢的汪精衛，還披著國民黨左派偽裝。許德珩到達后，拜訪了惲代英和張國燾。惲代英把廣州發生“四一五慘案”的消息告訴了他，許得知熊雄、蕭楚女、孫炳文等慘死在敵人屠刀下，悲憤萬分。惲代英此時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常務委員兼政治主任教官，許德珩應邀擔任了該校政治教官，后來還到武漢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前身)講授社會學。

5月4日，武漢各界10萬余人參加五四運動八周年紀念大會。在大會上，許德珩作為留法學生代表講話，他說今日我們紀念五四，發揚“五四”革命精神，就要打倒代表封建勢力的蔣介石和廣東軍閥;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打倒一切新舊軍閥。

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后，許應時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智的邀請，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代主任。此時，許接到勞君展的電報說她由法乘船即將到達上海。當時的上海在蔣介石白色恐怖之下。為了她的安全，許德珩化裝去滬把她接到武漢。9月初，他留下一張辭職書，便悄然離開武漢去南昌，應朱培德邀請就任第五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黨江西省改組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職。在這里他只停留了兩個月就轉赴上海，幫助陳公情創辦《革命評論》雜志，并到陳創辦的大陸大學任教授講授社會主義史和唯物辯證法。許德珩曾邀請魯迅到該校講演“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他還任暨南大學教授，并從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

從1929年5月大陸大學被查封到1931年夏，許德珩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哲學之貧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社會學》《共產主義之路與工農聯合》等著作并用所得的版稅及勞君展在吳淞中國公學、暨南大學任教的薪水辦了一所社會科學院，把被查封的大陸大學的師生轉到這里繼續上課。

1930年5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經鄧初民介紹，許德珩參加了這個組織。同時，他還和鄧初民、馬哲民等組織了一個小團體“本社”，意為不忘本，繼續堅持與共產黨合作。

1931年7月，許德珩舉家從上海遷往北平。許受聘擔任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社會學系主任兼教授和北大法學院教授。開學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

許積極參加愛國救亡運動，分別在北大、師大講演，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13日，許在上課歸來的路上被憲兵第三團逮捕，家也被查抄。在獄中，他怒斥對外出賣祖國、對內鎮壓人民的反動當局。勞君展立即向遠在上海的蔡元培求救。此時，宋慶齡、蔡元培正在籌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蔡元培得知許被捕后，立即聯合宋慶齡、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于12月17日致電蔣介石等，要求釋放許德珩。楊杏佛當日趕到北平，探視和慰問在獄中的許德珩。當時北平一些大學的學生為此在醞釀罷課。在北平主政的張學良，為避免事態擴大，趁楊杏佛北上之際，釋放了許德珩。許出獄后加入了民權保障同盟，1933年初，被選為該組織北平分會的執行委員。

在中共組織的指導下，1935年8月，許德珩曾邀集北平各高校的一些進步教授在玉泉山秘密集會，學習討論中共的八一宣言，研究加強各校愛國師生的聯系。12月9日，北平的青年學生上街示威游行，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許德珩夫婦參加了游行，支持學生的行動。此后，他參與組織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國會。

1936年5月4日，北大師生聯合舉行五四運動17周年紀念會。許德珩講演時，把當年“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與當今的抗日救亡聯系起來，提出今天紀念五四運動就是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要消滅漢奸。

許德珩鮮明的反日愛國立場和行動，不容于國民黨反動當局。1936年暑假，他和馬敘倫等一起被北大當局無理解聘。此后，許轉到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政治系執教。

1935年底，許德珩、勞君展聽說經過長征到達陜北的紅軍物質匱乏甚至沒有鞋穿。于是，他們委托中共地下黨的徐冰、張曉梅把所買的三十多雙布鞋、十二塊懷表和十幾只火腿設法轉運到陜北送給毛澤東。1936年11月2日，毛澤東復信說：“收到惠贈各物(火腿時表等)，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抗戰時期蔡暢由延安去重慶，毛澤東托她帶去手工制的呢料一卷，回贈許德珩、勞君展。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設立國民參政會，吸收各黨派人士出席。許德珩被聘任為參政員，參加了歷次參政會，積極宣傳抗日、民主。在會上，他參加了反對汪精衛叛國投敵、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反對蔣介石制造磨擦實行分裂的斗爭。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他被推為聯絡部副部長。抗戰期間，他主要是在重慶郊外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社會教育系執教，講授社會學。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渝期間，毛澤東曾設宴款待許德珩、勞君展。分別20年后，在重慶重聚，感慨良多。他們暢談了當年同在北大的情景，追述了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和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往事，勞君展回憶了她在周南女校參加新民學會和驅張運動以及1920年赴法留學在上海受到毛澤東歡送的情景。許德珩向毛澤東匯報了重慶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一些人士，從1944年底起，經常舉行民主科學座談會，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情況。毛澤東贊賞他們的行動，勉勵他們把座談會搞成永久性的政治組織，堅持下去。

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簽字投降，舉國歡慶。當日，民主科學座談會開會，大家決定改名為九三座談會，后又成立九三學社籌備會。舊政協召開前夕，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談會30余人集會，決定推褚輔成、許德珩、張西曼等籌組九三學社。政協會議期間，許德珩等以九三學社籌備會名義發表對會議的十點意見，主要是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實行民主自由、執行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等。政協會議雖通過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協議，會后即被國民黨當局撕毀。2月10在重慶發生“較場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樸等被國民黨特務打傷。

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許德珩報告籌備經過，會議推選許德珩等16人為理事。5月12日又推選褚輔成、許德珩、潘菽等為常務理事。他主持社務活動，成為九三學社主要的創始人。

1946年暑假，許德珩回北平擔任北大教授，勞君展因已就任重慶女子師范學院院長暫緩北上。許德珩積極參加了國統區的要求和平、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1946年秋，國民黨當局決定召開國民大會，許德珩是參政員，因此是國大當然代表。他立即發表談話，拒絕參加，旗幟鮮明地響應中共反對片面召開國大的主張。1946年12月24日，侵華美軍奸污了一名北大女生，引發了全國的抗暴運動。30日，北平學生舉行反美大游行。當日，許德珩和北大其他47名教授聯名致函司徒雷登，要求嚴懲肇事者，“保證以后絕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1947年2月，為反對北平反動當局逮捕大批民主人士，許德珩與朱自清、張奚若、陳寅恪等發表保障人權宣言。5月4日，他參加北大學生的五四運動紀念晚會，鼓勵學生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沒有出息的”。

為反抗南京國民黨當局挑起全面內戰和鎮壓民主運動，1947年夏各地興起了以“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為口號的學生運動。許德珩5月28日在參政會上呼吁：只有“和平能夠救人民，和平能夠救中國，和平能夠救世界”。

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國民黨的統治搖搖欲墜。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出“求和”信號，實為緩兵計，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1月14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八項和平條件。1月26日，許德珩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名義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聲明。同一天，他以九三學社名義，發表擁護中共八項條件的宣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日清晨，北平各大專院校師生齊集北大民主廣場，慶祝北平解放。清晨5時，天還沒大亮，到會群眾已達萬人以上。許德珩應邀在會上講話，他激動得熱淚盈眶，滿懷深情地說：“天快亮了!太陽快出來了!妖魔鬼怪快要消滅了!我們熱烈地歡迎北平的和平解放!”許德珩作為九三學社的代表出席了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并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擔任過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水產部長等職;他是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還是九三學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屆中央主席，第八屆中央名譽主席。作為一名國務活動家，他為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9年春，許德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鄧穎超、烏蘭夫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90年2月8日，許德珩在北京病逝，終年100歲。許德珩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社會學的先驅，其著作有《社會學講話》、《中日關系及其現狀》、《為了民主與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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