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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中蘇關系經歷了從同盟到關系破裂，再到緩和以及正常化的整個過程。20世紀90年代前期，即俄羅斯聯邦建立之初，其外交政策受大西洋主義的影響，外交重點是努力融入西方。而同期的中國處于兩極格局結束，國際格局重新洗牌，以及西方對中國制裁的國際環境下，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在這樣的背景和兩國的外交戰略思想指導下，中俄關系經歷了“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和“建設性伙伴關系”兩個階段。

1996年1月9日，葉利欽任命普里馬科夫為外交部部長，實行全方位外交政策，歐亞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在西方受到的冷遇，也使俄羅斯在外交上更加務實。在1995～1996年由李登輝訪美引發的臺海危機中，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不變，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俄羅斯的官方表態對中國來說是重要的支持。1996年4月26日，中俄把兩國關系由“建設性伙伴關系”升級為“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西方尤其是美國開始敏感地覺察到中俄兩國之間的互動與美國及西方利益的緊密相關性，自此，中俄互動的發展引起西方研究者[1]的密切關注。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西方很多學者開始陸續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探討進入21世紀后中俄會否進一步升級互動模式。

世紀之交，世界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進一步促進了對中俄關系未來發展方向的探索研究。1999年美國打著“民主和人權”的大旗，繞過聯合國直接對科索沃發動戰爭，在戰爭過程中還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與此同時，華盛頓提出部署戰區導彈防御體系和國家反導體系的提案。這些舉動使中俄兩國擔憂外部威脅會進一步增加。在2001年6月由中俄倡導的“上海五國機制”擴大為上海合作組織，同年7月，中國與俄羅斯簽訂重要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兩國長期戰略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在這一背景下，西方開始紛紛討論中俄關系將互動模式升級的可能性及其對美國的影響。

2001年9月美國本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美國的所有關注點轉向了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事件發生后俄羅斯在反恐問題上與美國展開了積極的合作，美國借此機會進駐中亞國家的軍事基地并加強了在中亞的軍事存在，俄羅斯對此采取了默認的態度。除此之外，俄羅斯還以平和的方式對待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以及2002年北約的第二輪東擴，這些都涉及俄羅斯的核心利益。有鑒于此，不少觀察者懷疑普京已經放棄其上臺之初在對外政策中繼承前任的歐亞主義，開始奉行融入西方的大西洋主義。當然也有人認為普京對外政策的調整具有策略性。

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后，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向美國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全面配合美國政府追查恐怖分子。不僅如此，中國政府不同于過去棄權的做法，在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上，支持美國及其盟國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動用武力的提案，這也是中國首次授權武力的國際使用。但是出于敏感的主權問題考慮，中國沒有對美國開放領空。九一一事件后，中美改善了兩國在20世紀90年代那種政治緊張和貿易摩擦頻發的不穩定關系。

九一一事件漸漸平息之后，西方研究者開始反思和總結中俄對這一事件前后的反應，聚焦中俄之間合作出現的問題和中俄戰略關系的局限性、美國在兩國關系中所起的作用，同時掀起了討論中俄關系未來走向的熱潮，評估二者的戰略關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對美國產生影響。中俄兩國分別與美國度過了一段“蜜月期”之后，各自都沒有達到預期的層面而回歸現實。2005年6月中俄互換《國界東段補充協定》，標志著中俄邊界問題從此得到徹底解決。同年8月15～18日，中俄海軍在上合組織框架內第一次舉行大規模海上聯合軍演，又一次引起西方研究者對中俄關系進一步發展的警惕，因為西方研究者對傳統的安全合作非常敏感。

2007年2月，普京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第43屆安全政策會議上發表講話，措辭嚴厲地抨擊美國實行單邊主義，濫用武力，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以及北約東擴，語驚四座。BBC發表了題為《普京的講話：回到冷戰？》的文章，對普京的慕尼黑講話進行評論。普京的這次講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后俄羅斯對美態度的重大轉折，也標志著俄美“蜜月期”的結束。2007年2月13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應詢談及普京對美國的言論時，沒有正面回應，稱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國際形勢下，各國都應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共同做出努力。

2008年5月，梅德韋杰夫宣誓就職新一屆俄羅斯總統。2008年8月，俄羅斯和格魯吉亞之間爆發軍事沖突。俄羅斯作為大國，介入了格魯吉亞國內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分裂問題，使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跌至低點。中國一向反對大國介入一國內部事務，并且本國也面臨著類似分裂的問題，為避免相似的案例刺激中國國內的分裂勢力，中國沒有支持俄羅斯，僅表示了中立的立場。很多西方觀察者認為，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考慮了中美關系的因素。俄羅斯官方對中國的立場表示理解，認為中國對俄羅斯仍然表現了非常友好的姿態。這一事件又引起了西方觀察者對中俄互動模式性質和特點的討論。

作為普京團隊中的核心成員和執行者，接手政權的梅德韋杰夫自然在相當程度上需要繼承普京的外交遺產，以保證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連貫性。但在對外關系和外交政策方面（尤其是在處理與西方國家關系問題上），梅普存在本質的分歧。2010年4月，梅德韋杰夫在美國參加核安全峰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談論了他對美國的印象，言談間傳達出他對美國的欽佩和好感[2]。在俄羅斯現代化方面，梅德韋杰夫認為的現代化是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全方位現代化，并突出政治現代化，強調自由、民主。梅德韋杰夫執政之后，雖然并未出現葉利欽和普京執政初期“親美疏中”的現象，但從他對美國表現出的好感來看，俄外交政策重心很難不發生轉變。

2011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授權對利比亞進行制裁，并在該地區設立禁飛區。3月19日，美英法等多國部隊開始對利比亞進行空襲。3月21日，在回答為何俄羅斯沒有否決此項決議時，梅德韋杰夫針對普京對西方的批評作出反駁，并認為利比亞是咎由自取。在制裁利比亞問題上，中國也一反常態投了贊成票。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并考慮到利比亞當前極為特殊的情況和阿拉伯國家及非洲國家對利局勢的關切和主張，中方對安理會第1970號決議投了贊成票。”[3]

2012年是俄羅斯的大選年，即將再一次當選總統的普京受到了西方和俄羅斯國內民主人士的批評。2011年底俄羅斯國內各地掀起了反對普京的示威運動，“ *** ”記者布魯克發表了題為《阿拉伯之春北移變阿拉伯之冬》的文章，《紐約時報》也發表了題為《這是俄羅斯的阿拉伯之春嗎？》的文章，很顯然在這次大規模示威活動的背后，有美國的策劃和支持。

2012年3月普京再次成功當選俄羅斯總統，并且將對外出訪的首站選擇在中國，而2013年剛剛接替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正式出訪的第一站也選擇了俄羅斯，這一系列舉動不禁又讓西方開始猜測，中俄關系在下一個十年是否會朝更進一步的互動模式邁進。2012年7月，聯合國對制裁敘利亞進行投票表決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都投了反對票。對于敘利亞問題，中俄兩國同時表現出了強硬的一面。中俄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協調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出于對美國實力進一步衰弱的擔心，西方同時也出現了中俄正在形成“專制軸心”的觀點。

西方研究者關注中俄是否會進一步穩固兩國間的戰略關系，使兩國相互支持的立場更加堅定，或者進一步結成反對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聯盟。他們不僅關注兩國的雙邊關系，而且關注中俄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多邊合作形式，包括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

2014年烏克蘭危機發生后，一些西方分析家認為，新的冷戰式地緣政治時代已經開啟[4]，西方加緊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俄羅斯在此情況下不得不“向東看”，使得西方擔心中俄關系會愈發緊密，最終形成中俄軍事政治聯盟關系。

自中俄關系建交以來，在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學術界始終沒有離開對以下三個核心問題的爭論。

爭論之一：中俄關系的實質是什么？

最初，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俄關系研究小組的謝爾曼加內特等人（這是一個15人的研究小組，他們中包括來自俄羅斯、中國和美國的研究俄羅斯問題和中俄關系的著名學者），加州蒙特雷國際研究院的袁景東（音譯），羅伯特珀爾森，“權宜軸心”說法的提出者、歐洲改革中心（CER）俄羅斯與中國項目主任博博羅，從建構主義角度研究中俄關系的彼特斐迪南，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寧等人對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觀點屬于謹慎的一派，他們既看到了兩國關系的成就，又認識到其中的局限性[5]。

他們認為中俄的互動是基于實用性和功能性考慮的“限制性合作伙伴”。冷戰后中俄之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促使兩國關系在20世紀90年代不斷改善。在21世紀的頭幾年，兩國將蘇聯時期的問題和困難擱置一旁，努力使關系朝著值得肯定的方向不斷發展，在一些事務上，它們保持步調一致。“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框架內開展的合作的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具多面性和實質性，在政治、戰略、規范合作等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是一直以來兩國關系的短板??經濟關系，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

同時也應認識到，雙邊關系在很多方面存在局限性和不對稱性，比如兩國社會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有不同的發展而仍然脆弱，其中包括俄羅斯的民主化、中國的全球化，以及兩國中產階級的快速崛起等。兩國關系是一種利益聯姻，這種關系可以被其他國家利益所超越，雙方關系的發展受到它們各自一方同第三方（美國）關系的制約。由于歷史上中蘇關系的破裂而產生的敵對和政治互信的缺乏，加上文化上俄羅斯一直對西方的認同感，還有中俄之間在未來實力差距上可能有所拉大，這些因素都限制著中俄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中俄關系是建立在共同的現實利益（其中包括能源、經貿合作、軍事和安全等多方面利益）基礎之上的，中俄兩國的互動具有權宜性的特點。

持另一種觀點的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亞和高加索研究中心絲綢之路項目研究員利卡斯諾林、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歷史教師斯蒂芬科特金。他們認為：中俄兩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爭端，懷揣著根深蒂固的仇恨進入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階段。進入21世紀，盡管雙方頻頻握手示好并達成了一系列協議，但中俄關系從本質上說是一對“戰略競爭關系”或者是一對“緊張的伙伴關系”，并且在中美俄三角關系中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崛起的中國在其中處于上風。這種觀點主要基于中俄之間的綜合實力對比出現逆轉以及兩國國內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他們認為，很難說當慣了老大的俄羅斯是否愿意接受在中俄這對伙伴關系中扮演小跟班或者是能源供應者的角色。此外，兩國在各方面的互動都存在矛盾，互動的困難在逐漸增加。主張這一派觀點的研究者，贊同前一派有關中俄在各方面合作中存在局限性的觀點，并進一步認為這些局限性可能導致兩國關系出現競爭或者緊張狀態，這是比“謹慎派”更加悲觀的一種觀點[6]。

2008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在這一年中，俄羅斯政府換屆，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發生軍事沖突，世界性金融危機蔓延到俄羅斯。由此產生的一種觀點認為，發生在2008年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轉變，使權力重心從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向民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國家集團轉移。這一年普京對于俄羅斯在對外政策中的定位上，頭一次從歐洲國家改為歐亞國家。這一變化受到了西方研究者的關注，說明俄羅斯意識到其與美歐國家的關系受到了限制，轉而準備對亞洲作出更多的承諾。雖然中俄關系總是顯示出它的局限性，而且這些研究者在誰是這一集團的成員國（有的認為是中、俄和獨聯體國家，有的認為是中、俄、朝鮮、伊朗敘利亞和委內瑞拉）上沒有達成一致，但毫無疑問，中俄是這一“專制主義軸心”、“獨裁聯盟”的領導（俄羅斯是發起國，是促成并組織這一軸心的主要力量，中國是軸心中的經濟重心和協助國）。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對外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其2008年出版的專著《歷史的倒退與夢想的破滅》[7]一書中提出，并首先冠以“獨裁聯合”（Association of Autocrats）這一說法。此觀點后來被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查爾斯齊格勒引用，發表于2009年的論文《2008年的俄羅斯與獨聯體：專制主義軸心？》中[8]。

在后來的敘利亞事件上，中俄之間的協調不斷加強，又一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擔心。如果中國和俄羅斯要加強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合作，那么整個地區都會感受到它們的影響力，特別是亞洲?太平洋、亞洲?印度洋和歐亞地區，再加上美國在這一地區存在的加強，局勢將更加混亂。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研究國際安全問題的副教授威廉馬特爾，2012年對中俄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協調進行多方面觀察以后，在日本外交學者網站上發表兩篇文章，認為，出現這樣的軸心是出于對民主與自由的恐懼，這些“專制軸心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甚至不能真正發揮多少作用（中國除外，但很多數據表明中國發展也面臨停滯），比如說這一軸心的多數成員國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都很薄弱，其財富主要來自石油和天然氣，依賴能源出口，它們擔心不斷下降的能源價格會讓它們的經濟陷入衰退，并導致政治劇變。這種擔憂促使這些奉行專制路線的國家靠得越來越近。“專制軸心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上受到以下原則支配：第一，抵制美國影響力，反對華盛頓政策；第二，聲稱支持國際規則；第三，相互支持和保護。這一軸心的戰略，第一步就是在對抗西方政策上形成共識。在戰略上，這個軸心希望使西方處于守勢狀態，并鼓勵軸心各國在外交政策方面進行有效的協調。第二步是制定加強軸心國家軍事實力的政策，改善軍事上的協調并共享技術，以抗衡西方的軍事優勢。這項政策使它們的軍事關系得到加強。第三步是軸心國家實施旨在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促進經濟進一步協作的政策，可以預見俄羅斯致力于同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使之成為商業和軍事投資的關鍵合作伙伴[9]。

2014年烏克蘭局勢的惡化和九一一事件一樣，可能會動搖美國占世界支配地位的根基。烏克蘭危機發生后，美國、歐盟和日本對俄的多輪制裁，提升了中國對俄羅斯的重要性，普京在俄與西方緊張關系加劇的背景下尋求中國支持。他曾多次公開表示，增進對華關系無疑是俄羅斯外交的優先任務。西方媒體和研究機構頻繁載文稱烏克蘭局勢可能推動俄中和西方兩個戰略聯盟的形成。即使中俄兩國不會形成傳統的聯盟[10]，兩國的戰略伙伴模式也會增加實質性的內容，發生新的變化。

比如，保羅欣克曼認為，兩國關系在過去20年中取得的進步，使兩國學會了如何彼此依靠，用“最好的朋友”一詞對中俄現在的戰略關系進行描述也許過于簡單，但是目前中俄關系的彼此相伴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國成為俄羅斯第一大貿易伙伴，兩國間去年的貿易額近900億美元，并且在今后將會進一步擴大；在能源方面兩國“自然互補”，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能源進口國，而俄羅斯的能源收入占國家預算的一半，而美國呼吁歐洲擺脫對俄天然氣的依賴則使中俄這對伙伴關系更加親近[11]。

普林斯頓大學馬斯格雷夫學院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認為產生此觀點的依據是：第一，普京和習近平兩人在意識形態和執政理念上非常相似并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都強調歷史的自豪感，強調各自與西方歷史與文化的不同，都強調選擇適合自己國家的經濟、政治發展模式，反對外界的干涉，反對霸權；第二，兩國都強烈表示希望減少各自對于美元作為交易和結算手段的依賴；第三，烏克蘭危機可能導致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出現新維度，而且中俄對各自海軍建設的投入增大，以及不斷加強的兩國聯合軍演，有可能對美國及亞太地區安全影響深遠[12]。

除此之外，日本的《每日新聞》、美國的《福布斯》網站、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法國的《世界報》、西班牙的《起義報》都有相關主題的文章刊出，并對該問題發表觀點。

爭論之二：中俄戰略伙伴關系能否持續，會不會走向戰略聯盟？

對于這一問題，博博羅認為中俄是限制性伙伴主系，中俄關系在未來中短期（未來5至10年內）會朝積極的方向發展，兩國關系是否能持久取決于長期利益上的互動，未來前景走勢有待進一步觀察。首先，中俄互動的緊密度主要是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響，今后也會是這樣。俄羅斯關心的北約東擴的問題和自己在西方面前的整體劣勢都不可能有大的改變；北京也對美國的臺灣意圖和日美聯盟充滿不信任。如果中俄戰略合作是對這些問題回應的表現，為什么兩國要放棄已經爭取到的影響力，兩國的伙伴關系不僅會持續而且會變得更加強大。其次，他們認為盡管中俄關系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對稱性，但不會阻礙兩國關系向更緊密更具功能性的方向發展。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利益因素戰勝了價值觀。盡管中國人和俄國人并不總能相互喜歡相互理解，但是他們被很多共同的利益綁在一起，比如4 300公里的共同邊界，共同反對美國霸權，經濟增長的合作需求等。任何關系的弱點都基于選擇的共同利益，由于現實利益的易變性，今天的反美合力很容易在明天變成不同的戰略口令，因為在普京和俄羅斯政治精英中普遍有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其實中俄雙方都更加看重各自同西方的關系。最后一點是矛盾的，隨著許多雙邊問題的大致解決，俄中關系會進入發展瓶頸期，再加上中俄實力對比差距逐漸拉大，新的問題將在這個階段產生，這是一個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快要質變的過程。如果中俄雙方在面對許多偏見、猜疑和戰略利益誘惑時，都能將其看作是個別政策，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分歧，那么中俄關系會進入更加親密的階段。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這是很難做到的，需要進一步地觀察。同樣持此觀點的還有：前文提到過的謝爾曼加內特、特列寧、美國惠頓學院政治科學副教授珍妮威爾遜[13]。

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早期研究，比如普林斯頓大學馬斯格雷夫學院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羅伯特珀爾森、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對亞洲政策十分有經驗的外交官德里克米歇爾和美國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威茲、凱南研究所的約瑟夫德里森、卡斯諾林，他們認為新興的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在短期內更加關心政治的重要性多于安全的重要性，由于聯盟不是兩國的利益所在，所以短期內不可能結成聯盟。但是后來中俄的互動更多地加入了安全（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的考慮，比如雙方聯合軍演和上合組織框架內的反恐合作，因此這樣的觀點在后來的研究中已經不再出現。這一派對于聯盟可能性的觀點主要是，如果美國的對外政策出現重大錯誤，北京和莫斯科都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挫折和屈辱，當兩個大國同時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威脅時，兩國形成戰略聯盟的可能性就會增大。烏克蘭危機之后不久，國際局勢的變幻使得西方觀察家紛紛猜測并警惕兩國戰略互動的關系會否升級，因為只有共存的危機可能使兩國結成聯盟，但是兩國對此的意愿并不強烈，中國和俄羅斯的共同利益還沒有達到形成一個聯盟的條件，即使不能完全排除，但目前發生的概率并不大[14]。

而伊麗莎白維什尼克、德國外交關系理事會會長弗蘭克烏姆巴赫和大衛克爾、蘭德公司的政治學者斯柯特哈維德和洛威爾施瓦茨、荷蘭國際關系研究所俄羅斯安全政策問題高級研究助理馬塞爾哈斯等人則認為，在反對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推動建立多極世界秩序的立場上，中俄關系受到了九一一事件的挑戰。此事件以后，俄羅斯和華盛頓走得更近，這使中國不能確定俄羅斯的意圖。但是隨著阿富汗局勢相對穩定，美國不僅沒有從中亞撤出，還表現出進一步加大在中亞（這一俄羅斯勢力范圍）存在的意圖，并且華盛頓支持在后蘇聯空間搞顏色革命，因此2014年爆發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又開始向東方的中國傾斜。一方面，兩國在敘利亞事件上保持一致，聯合聲稱應尊重主權不介入內部事務，另一方面，在俄羅斯支持格魯吉亞的分裂勢力，俄羅斯介入吉爾吉斯斯坦和近期發生的克里米亞問題上，中國秉持了較為客觀的立場。俄羅斯的遠東可能受到中國的人口威脅，越來越多的移民可能威脅著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政治穩定。在俄羅斯傳統的勢力范圍中亞地區，中國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雖然兩國都想通過上合組織對中亞的發展施加自己的影響力，但兩國在上合組織的發展構想上存在分歧。中國對俄投資存在壁壘；雖然兩國在能源方面供需可以互補，但是由于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對俄羅斯的能源進口并沒有達到完全依賴的程度。在軍火貿易問題上，其他的原蘇聯共和國向中國提供武器對俄羅斯形成競爭；中國復制俄武器技術的能力讓俄擔心，俄羅斯對向中國出口的高級武器有嚴格的限制，以此來保持對中國的武器技術優勢，伴隨中國自身軍工業的發展，今后軍售方面的合作可能停滯，烏克蘭危機之后能不能扭轉這一局面還拭目以待。兩國之間的矛盾使互動的困難越來越大，沒有理由相信兩國關系能夠進一步加強或者持久。兩國在各個層面的合作水平都限制著其進一步發展，更不可能真正形成一個反美聯盟[15]。

在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后，美國及西方加緊對俄進行制裁，俄羅斯轉向東方尋求緩解。從理論上講，西方對俄的壓力，以及美國重返亞太對中國造成的壓力，可以通過中俄結盟的互動關系進行抵消，但事實上它們仍然認為中俄聯盟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國擁有巨大的經濟、軍事和人口實力，這令經濟和軍事實力每況愈下的俄羅斯十分不安；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有賴于美國的市場和技術，在此方面俄羅斯的重要性不能與美國相提并論。在中亞，兩國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俄提出的歐亞聯盟戰略，中方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兩國在兩個戰略構想實現的過程中怎樣資源整合，各取優勢，避免兩國在中亞地區的競爭態勢凸顯，也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在多邊框架內，中國的經濟規模比其他四個金磚國家的總和還要大，金磚國家的議程反映的是中國較大的影響力，在上合組織內亦然，俄羅斯是否甘心淪為中國的小跟班。各方面的失衡使兩國追求雙贏的戰術外交合作，而非結成緊密的聯盟。國家之間發展為戰略同盟并非簡單地因為彼此擁有共同的對手，而是因為彼此深信對方，但俄羅斯在很多方面都對中國存有疑慮。約瑟夫奈認為在中俄聯盟挑戰西方的問題上，歷史不太可能重演[16]。2014年5月22日美國《財富》周刊網站發表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客座高級研究員裴敏欣的《普京的中國轉向：全是戰術，沒有信任》，也表達了相同觀點[17]。

威廉馬特爾認為中俄關系正在形成的“專制軸心”，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同盟，會形成針對美國和西方的一個有效抗衡力量。雖然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大規模軍售有所放緩，但伴隨著它們更加緊密的利益聯系，兩國現在和將來還將加強它們之間的協作[18]。

爭論之三：中俄在各層面的互動對美國及國際體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安德魯庫欽斯、美國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威茲、拉詹梅農、戴維斯國際研究所的埃里爾科恩和約翰坦申科認為，中俄互動的發展和進一步加深，可能會縮減美國的戰略余地，美國和西方應該意識到歐亞大陸將有一場權力平衡的重大轉變，會嚴重影響美國及其盟國。美國應該對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持續發展有一個預期，但不應將其視為聯盟。美國也不應該過分恐懼，因為中俄關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各自都有與美國發展積極關系的實際利益，這一原因減緩了中俄關系對美國的沖擊。同時，中俄關系的穩定符合美國的利益，它有利于世界和東亞地區的穩定。美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應注意避免強制和恐嚇，而是要通過合作和談判，對親密的中俄關系施加公共外交的影響力。雖然無論是“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還是上合組織都不等同于聯盟，但是必須記住的是，中俄關系的工具性作用不僅僅是在虛張聲勢，美方需要進一步密切關注中俄的互動情況，尤其是在安全方面，比如成為上合組織的觀察國。如果在歐亞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大國聯盟，那美國也應該是其中的參與者，或是美國制定政策，把中俄納入一個安全共同體[19]。羅伯特珀爾森進一步認為，由于中俄關系中現存與潛在的問題，美國不應該害怕一個成熟的中俄軍事聯盟，因為目前這樣的聯盟不是兩國的利益所在。除非美國在主要的政治問題上犯下一系列錯誤，中俄才會形成一個真正的聯盟。盡管這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但出現的概率也不大。俄羅斯實力衰落，中國實力至少目前正在上升，俄羅斯最終是否扮演二等國家，中國是否扮演一等國家，將不僅影響中俄關系，而且在很多方面影響著國際體系。所以很難判斷下個十至十五年中俄戰略伙伴關系是否會朝著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的方向發展。應該始終記得，中俄關系就像一只臥虎，有可能對打擾它安睡的行為發飆。在不能預測的情況下要保證美國的利益，不能通過強制和恐嚇，而是要通過合作和談判[20]。

烏克蘭危機發生后，鑒于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倒退以及近年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迅速崛起，西方媒體紛紛警告美國防止中俄構建對抗美國的“東方陣營”。一方面，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國際安全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埃里克布拉特貝里和葡萄牙國際關系研究所專家貝爾納多皮雷斯德利馬合三人提出，美國需要利用中俄關系的不對稱性，把烏克蘭領土完整問題與中國國內的領土問題聯系在一起，讓中國意識到自己與西方利益是相契合的，培養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讓北京向俄羅斯施壓，從而形成對俄羅斯的戰略圍堵，防止兩國形成反美聯盟[21]。另一方面，國家利益中心主席季米特里西梅斯和紐約民主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揚建議，美國應適時修改對俄政策，否則中俄關系會愈發緊密；美國應謹慎掂量自身行為可能促成兩國聯盟的后果[22]。

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亞太研究所史蒂文萊文教授，凱南研究所的約瑟夫德里森、斯蒂芬科特金，歐洲改革中心主任查爾斯格蘭特認為，兩國關系會成為挑戰美國的一個因素，但是這一挑戰將會因為它們各自都具有與美國發展積極關系的利益需要而有所緩和，美國不應對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過于緊張和擔心。兩國關系對于彼此來說，不過是同美國發展關系時討價還價的砝碼。中俄戰略伙伴關系作為“二等關系”對西方施加影響，目的是為了莫斯科和北京各自加強與西方的“一等關系”[23]。

此外，約瑟夫奈和裴敏欣認為，盡管在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之后，西方制裁使俄羅斯轉向了中國，但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充滿脆弱性，并且基礎薄弱，這一關系是純粹的實用主義，兩國的相互猜忌使中俄純粹就是戰術性伙伴，美國領導的西方無需過度擔心[24]。

威廉馬特爾認為，“專制軸心”對西方民主構成了挑戰之勢，每當西方顯示出弱點、猶豫不決或者不愿意與其針鋒相對的時候，“專制軸心”各國就會不顧一切地把西方列為打擊的目標。像歷史上發生過的一樣，西方應該再一次團結起來，進行反對和遏制。由于專制主義國家都有其弱點，西方更不應當示弱[25]。

結論

總而言之，在回答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實質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時，持“謹慎派”和“悲觀派”觀點的研究者占了多數。他們認為，中俄關系的互動具有局限性、脆弱性、不對稱性（注：大部分說法是不對稱性，也有一說法是分散性）[26]的悲觀態度，對于中俄官方聲稱的“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一種“新興的合作模式”的說法，西方人認為它無論是在結構上、方式上還是在想法上，都是非常傳統的“伙伴關系”，與19世紀的大國關系模式一樣，都是遵循傳統現實主義（包括國家安全、權力投射和戰略平衡的管理等方面）而作出的反應，其合作的動機都是基于對相互利益趨同的評估。在他們看來，中俄關系的發展和美國因素息息相關，并受到了兩國權力對比差距拉大這一現實的制約，所以兩國關系存在局限性。與“謹慎派”觀點不同，“悲觀派”的研究者更為悲觀地看待兩者合作受到的限制，并進一步認為兩者的關系是一種競爭性的關系。第三種觀點相對前兩種來說比較激進，屬于傳統的冷戰思維模式，而且研究者并不專門從事中國和俄羅斯問題研究，而是研究美國對外政策大戰略。這一派觀點的出現，主要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中俄在國際事務中配合得越來越緊密和成熟有關，這一派觀點得到了華盛頓一些鷹派人物的支持。烏克蘭危機之后，西方還出現了警惕中俄結成反美聯盟的觀點，但這種觀點本身并無新意，而是根據時局的變幻作出的推測和警示，只是對上述三種觀點的進一步延續。對于烏克蘭危機之后中俄戰略互動模式的發展最終是否走向聯盟，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觀點受到時局變幻和世界體系權力結構的變化等綜合因素的影響，也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

回顧西方學者對中俄戰略關系三個核心問題的爭論以后，可以發現，西方研究者對中俄關系的態度確實更趨悲觀，亦有唱衰中俄關系的嫌疑。在中俄關系的研究中，由于西方研究者從第三方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理解中俄關系，其研究成果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在中俄關系的傳統研究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中俄兩國的研究者應該把握他們對中俄關系的核心關注點，分析深層的原因，以便及時作出正確的回應。尤其是一些西方研究者認為，雖然烏克蘭危機之后美國的主要敵對方是俄羅斯，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崛起才是其最大威脅，中國才是其真正的戰略對手。不管西方是通過中國從戰略上牽制俄羅斯還是通過俄羅斯牽制中國，中俄兩國都應作出相應的對策，保護自己的重要戰略利益。

冷戰后，中俄關系作為大國互動模式的典型，伴隨著中俄關系走進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本文對西方對中俄戰略伙伴關系觀點的梳理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工作成果，隨著中俄關系的繼續發展，今后兩國的互動會越來越多地受到多方研究者的重視，并繼續涌現出更新的研究成果，今天的工作有待進一步完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