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歷史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教案3
[陶瓷生產]
據考古發現，早在10000年前中國人就已制造陶器。4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國出現了以高嶺土制成的白陶，以后逐漸發展成為瓷。瓷器的發明也是我國對世界科技的獨特貢獻。東漢時期制瓷技術已漸趨成熟。唐宋時期的青瓷稱盛一時，有“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美譽。宋元時期制瓷工藝技術達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無論在瓷器的胎質、釉料、紋飾，還是在瓷窯結構和燒制技術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明清時期是制瓷業高度發展的階段，精致白釉燒制“窯變”釉色，以及各種彩瓷的制造是這一時期制瓷技術的重大成就，推出了大量精品和傳世之寶。中國的瓷器早在隋唐時期即遠銷國外，10世紀以后制瓷技術陸續傳到亞洲一些國家。歐洲人則是在15世紀下半葉學會制瓷的。
[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國唐代的一種彩陶工藝品。它是繼青瓷之后出現的一種彩陶，主要由黃、綠、白三色釉彩涂胎，故稱唐三彩。也有二彩、四彩的，但總稱唐三彩。它是在繼承漢代綠、褐釉陶器的基礎上發展起的，是中國制陶技術發展的高峰，當時就聞名中外。
常見的出土唐三彩產品有三彩馬、駱駝、仕女、龍頭杯、樂伎俑、枕頭等。尤其是三彩駱駝，背載絲綢或馱樂隊，仰首嘶鳴，那赤髯碧眼的牽駝俑，身穿窄袖衫，頭戴翻檐帽，再現了中亞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憶起當年駱駝叮當漫步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
唐三彩的生產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它吸取中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采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在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過程中發生化學變化，自然垂流，相互滲化，色彩自然協調，花紋流暢，是一種具有中國獨特風格的傳統工藝品。
唐三彩是在中國唐代貴族化的最盛期(公元8世紀)專為貴族葬禮特制的一種彩陶。在唐代只存在一個短時期，所以現在發現的唐三彩成為稀世之珍。它以造型生動逼真，色澤艷麗和富有生活氣息而著稱。
[越窯]
越窯是中國最古老的瓷器窯場之一。“越窯”一詞，出現于唐代。唐代著名詩人陸龜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的詩句贊美越窯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陸羽也在其論茶專著《茶經》中稱：“碗，越州上，……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人對當時的越窯非常推崇，“越窯”之名由此而流傳開。
[邢窯白瓷]
邢窯白瓷是中國唐代瓷窯產品。窯址位于河北內邱。內邱在唐代屬于邢州，故稱邢窯。邢窯白瓷的生產，開始于隋，入唐以后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至唐中后期已自成體系，并能與越窯青瓷分庭抗禮。
邢越兩窯所產瓷器，一白一青，在地域上一南一北，代表了唐代瓷器生產的兩大主流。邢窯白瓷，胎體堅硬細薄，釉色潔白均勻，干凈而微閃青灰或淡黃，有“類銀類雪”之譽。較之越窯青瓷的類玉似冰，亦別具特色。邢窯白瓷樸素大方，極少裝飾，產品多為碗、壺、盤、盒、罐、缽等生活用器。造型上偏重器物的實用性，線條單純洗練，簡潔爽利，具有—種質樸自然的天趣。
邢窯白瓷在燒成技術和工藝處理上比較成熟，亦很少因過火而產生變形的弊端，故而深受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的喜愛。
[景德鎮窯]
景德鎮窯位于江西景德鎮市，是我國著名制瓷窯場。始于南朝，經唐、宋、元、明、清至今長盛不衰。唐朝已燒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間燒造官窯器，底書“景德”二字，從此有景德鎮之名。當時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負盛名。這種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間，自清人陳瀏的《陶雅》以后，都把它叫做“影青”。元代青花、釉里紅等已燒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鎮開始成為我國瓷業中心，一道釉和彩繪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繪的創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進和創新，能燒制粉彩、琺瑯彩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燒造的最為精巧，并各有千秋。
[鈞窯]
鈞窯，中國古代五大名瓷窯之一。窯址在河南省禹縣，禹縣古屬鈞州，所產窯瓷故名鈞窯。鈞窯瓷在北宋進入鼎盛時期，一直延續到金代和元代，至明代停燒。到了明代，江蘇的宜興窯，廣東佛的石灣窯，江西景德鎮窯，均采用其生產工藝，燒制“宜鈞”、“廣鈞”和“爐鈞”。
鈞窯的胎質精細，造型古樸。釉色除月白、天藍外，尤其是銅紅釉，呈色五彩繽紛，光輝奪目，這不是釉的本色，而是通過燒制時自然形成的。“入窯一色，出窯萬變”，就是指的這種“窯變”，其中最為有名的為海棠紅、玫瑰紫色。更為奇特的是，通過“窯變”后，形成了鬼斧神工、精美絕倫的天然圖案，線條流暢，流動感強，有的似高飛瀑，有的似黃云海，有的似翠竹生煙，氣象萬千，引人入勝。故詩人有“夕陽紫翠忽成嵐”的贊美詞。宋徽宗趙佶特別偏愛鈞瓷，將其指定為宮廷御用瓷器中的珍品。
鈞窯也是北宋時期的官窯，故有官鈞窯之稱。為供皇室需要，專門派人到江南各省尋找奇花竹石，并令鈞窯專門燒制各式花盆、奩等陳設用器，用盛裝精美的奇花竹石，故在瓷器的燒制中，對工藝要求十分嚴格。并在器物的底部刻上數字，以表明器物的大小，或使器物對號入座不會互相混亂。
鈞窯主要使用一種乳濁釉，釉的著色劑含有大量銅元素。銅紅釉對窯內溫度十分敏感，稍一偏離就得不到正常的紅色，而恰恰是這種“窯變”帶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萬千的神奇色彩。再加上釉層在干燥時或燒制初期瓷胎形成干裂，后在高溫時因釉料的流動而填補了空隙，于是就產生了好似“蚯蚓走泥”般的紋痕。這一缺陷反而變成了后人鑒別鈞窯瓷的重要依據。
[龍泉窯]
龍泉窯遺址分布在今浙江省麗水地區及其周圍的武義、永嘉、成、泰順等縣。
龍泉窯址是中國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窯址，以龍泉縣境內的窯址最為密集，有300多處，其中瓷器質量最好的窯址多集中在龍泉縣的大窯村一帶，這里是龍泉窯的中心，故而統稱為“龍泉窯”。
龍泉縣位于浙江省南部，甌江的上游，瓷土礦藏十分豐富，河流的兩岸巒起伏，森林茂密，盛產燒瓷用的燃料——松柴。瓷窯可利用溪流的坡選址，制瓷原料可依賴廉價的水碓粉碎并加工，成品也可從甌江順流而下運到溫州，瓷器的輸出十分方便，這些都是對瓷業生產十分有利的條和環境。
龍泉窯創燒于北宋早期，盛極于南宋晚期，北宋至南宋初年，主要生產盤、碗、壺等日用品，制作工整，普遍使用刻花，并輔以蓖點紋、蓖劃紋及波浪紋、云紋等，釉層比較薄，釉色青中泛黃。
到了南宋中期，出現了爐、瓶、渣斗、塑像等物，且每種器物又有多種式樣，裝飾以刻花為主，碗內刻云紋的較多，釉層晶亮透明，已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瓷器是龍泉青瓷的最為有名的產品，約始創于南宋晚期。釉層豐厚滋潤，色澤晶瑩，特別是梅子青，色調可與翡翠相媲美。此期器物的造型更加多樣化，而且還出現了模仿玉器的琮，模仿銅器的鬲、觚、觶、投壺等，說明龍泉窯的青瓷已經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喜愛。
龍泉窯發展至元代，開始較多地燒制大物品，這是制瓷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各地制瓷業的興起，特別是景德鎮制瓷業的進一步發展，有些技工紛紛遷走，另行建窯，龍泉窯開始走向衰落。
[耀州窯]
耀州窯是我國古代六大名窯之一，為北方青瓷的主要產地，分布在陜西銅川市黃堡鎮。耀州窯瓷器多為青中泛綠，晶瑩滋潤，以精美質樸的藝術風格獨樹一幟，素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譽，因此被譽為中國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窯創燒于唐，北宋鼎盛，終于元末明初，連續燒造陶瓷的歷史長達800余年。
耀州青瓷質地堅硬時有冰裂，式樣雅樸，紋樣圖案分明。釉色以橄欖綠等為主，透明度高。裝飾手法以刻花見長，間以梳齒紋樣，疏密有致更顯及花紋刀法洗練，生動活潑，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并因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而被選為“貢瓷器”。
■三 古代中國的商業經濟■
(一)目標
[內容標準]
概述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
[知識與能力]
結合教材提供的史料，了解中國古代商業生產和轉運貿易的基本情況。
了解中國古代各朝代“市”的基本知識，進而深入了解市的發展和變化。
了解各朝代人對當時商業發展的客觀性描述，增強歷史的直觀印象。
了解各朝代作為商業中心的都市，并結合歷史學作品認識其當時的發展或繁榮程度。
理解中國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結合獻資料分析中國古代執政集團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培養學生利用歷史獻分析概括歷史問題的能力。
理解中國古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和交通發展的內在關系。
深入理解中國古代商業發展過程中“市”的發展歷程及其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內在原因，以培養學生的歷史知識的遷移能力和理解能力。
[過程與方法]
學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閱讀有關歷史獻，了解中國古代各朝代的商品生產和轉運貿易的發展情況，借助互聯網查閱更多的信息，并對有名的商幫進行深入而有價值的探究。
學生還可以通過觀察法，結合教材中所提供的歷史圖片和史料對中國古代“市”的發展和演進、古代中國商業中心都市的基本情況進行分析和論證；在這一過程中，在有條的地區，教師還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實地考察，進而用比較法把所收集的實證資料和獻進行對比和比較。
教師可以利用啟發式法，在教學過程中要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但在關鍵環節上還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對學生給予適當的指導；無論是在教學過程中，還是在教學內容結束之后，教師都要及時對學生的學習表現和學習結果進行客觀、恰當的評價。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通過本的學習，學生可以了解到中國古代商業經濟的發展狀況，認識商人在中國經濟進步中的作用。通過對歷史上商業傳統和商業基礎的分析，聯系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增強對我國經濟建設的信心。
通過本的學習，學生還應當認識到，雖然中國古代商人擁有巨大的財富，對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卻十分低下。歷代統治者都通過“重農抑商”政策限制和壓制商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新的富有活力的經濟形態的誕生。
(二)教學內容分析
本內容共分為四個目。第一目通過中國古代的商品生產和轉運貿易的具體實例，說明古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情況。并說明在明代以后中國出現了按地域結成的商幫，著名的有晉商和徽商等。
第二目通過一些歷史獻敘述了中國古代“市”的發展。并說明這一商業形式由最初的受到嚴格規范，到宋代突破了原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并且，商業活動逐漸擺脫了官吏的直接監視，從而有利于古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第三目介紹了中國古代商人的生活。他們雖然擁有大量的財富，并且是社會交往活動中最為活躍的人群，卻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實行而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地位。他們通過經濟活動追逐利潤，經歷著諸多辛勞和風險。
第四目引用歷史獻介紹了中國古代作為商業中心的都市的發展和繁華情況。
本的重點和難點
重點：掌握中國古代不同歷史時期“市”的發展和演變，培養學生的概括能力和歸納能力。
難點：要求學生理解中國古代“市”對時間和空間上限制的突破和商品經濟的內在聯系；引導學生理解中國古代商人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不對等的深層次原因。
(三)問題解答
[想一想]
1．對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時間，有人認為在明清時代，有人認為在元代，有人認為在宋代，有人認為在唐代，甚至有人認為戰國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狀態。有人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有人則認為，中國傳統經濟的性質，不具備自行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條。請根據已學過的知識，談一談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答案提示：(1)中國古代雖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經濟也非常發達，完全具備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的經濟條。只不過，因為專制主義統治的時間太長，再加上統治者長期以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起了阻礙和延緩作用。(2)明朝中后期，中國的江南地區的紡織業中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如果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打斷了這一進程，中國有可能自行發展到資本主義。
2．你讀過的古代小說、戲曲等學作品中，有哪些反映了商人的生活?
答案提示：施耐庵的《水滸傳》、馮夢龍的《三言二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自我測評] 簡要說明古代“草市”出現的意義及其形式特征。
答案提示：特征：遠離城鎮；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區；是自然形成的民間集市；也受到政府商業機構的管理。意義：“草市”這種民間貿易形式是對官辦貿易的有益的補充；這種自然形成的鄉村集市后演進為相對集中的商業中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材料閱讀與思考] 《唐會要》卷八六記載：“貞觀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這樣的規定說明了什么?
答案提示：譯：“貞觀元年十月皇帝下令：五品以上的官員，不容許進入市場。”說明：(1)說明唐代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商人獲利豐厚經濟實力增強；政府行政官員企圖依仗其手中的權力從商人那里獲得利益。(2)同時，說明在唐代政府對商業的控制依然比較嚴格。
[知識鏈接]
市署：《新唐書•百官志三》記載：“兩京諸市署：令一人，從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說長安和洛陽兩京諸市署，各置主管官員“令”一人，品級為從六品上，副職二人，品級為正八品上。他們的責任，是管理商品交易，負責度量器物，分辨商品質量的真偽和數量的輕重。
（四）教學評價建議
[評價目標]
了解學生閱讀歷史獻并通過歷史獻獲取知識的能力；了解學生對中國古代商業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探究歷史發展的興趣和能力；了解學生對堂所學內容的掌握情況，及時彌補教學中的不足；了解學生以證史的興趣和能力，以及在學習過程中對史實的發展進程的歸納和概括能力。
[評價方法] 調查法、檔案法、觀察法、測驗法。
[評價過程]
在教學過程中對于“市”的發展，在有條的地區，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參觀歷史古城或遺跡；條不具備的地區，可以根據歷史獻進行調查和討論，把學生的觀察和調查、討論所得進行整理存入檔案。待這節結束后，學生可以通過檔案的記載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在教學過程結束后，教師可以及時組織測驗，以此檢測學生對主要知識點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并及時進行彌補。
[評價總結]
通過對中國古代商業經濟有關知識的學習，考查和培養學生的歸納、概括、分析探究、求證等歷史思維能力，學生可以通過檔案的記載看到自己學習上的進步。
(五)歷史問題注釋
[商幫]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在全國各地出現一批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鄉親相助為宗旨的，一種既親密而又松散，且是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商幫。他們是一方經濟勢力的代表，除與整個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外，更主要的是影響一個地區的方方面面。
著名的有十個商幫：西商幫、徽州商幫、陜西商幫、寧波商幫、東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
[晉商]
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其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期間，晉商以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先進的經營管理，優秀的商業化，廣拓經營領域和活動范圍，經營項目“上自綢緞，下至蔥蒜”，幾乎百業俱備；足跡遍及華夏大地及周邊各主要國家；服務對象上達朝廷、官宦，下至鄉野、邊關；商路達萬里之遙，款項則匯通天下。
到清中葉以后，其所擁有的資本控制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亞洲一些國家的金融和貿易，并且在明清兩朝財政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強大經濟勢力，稱雄國內商界長達500年之久。但是，發展到近代卻隨著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敗了。
晉商的輝煌，不僅成就了富商巨賈和商界精英，推動西成為當時的“海內最富”，而且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的興起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傳統化尤其是商業化。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六縣經商之人，徽商是我國十大商幫之一。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于南宋，發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葉，盛于嘉靖，清代乾隆年間達到頂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后達六百余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以后，政治經濟中心南移，促使其臨近地區的經濟首先得到相應發展，中原化也隨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處在當時東南經濟要區蘇浙中心，南北交往要沖，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經濟向商業經濟轉移。南宋初期即有徽人為經營茶、墨、紙、木“行買四方”的記載。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從商增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實，徽州人通常十二三歲就要到城里當學徒。因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農民從事其他勞動。明代《安徽地志》說：“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人做生意一般都是小本經營，多數受雇于他人，并非“生而善買”，而是當時社會因素和徽人刻苦經營所造就的。嘉慶《徽州府志》就指出：徽人“善儀容，有口才”，“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買之所入視帝郡倍厚”。
徽人經商，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后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于斯、長于斯的徽商，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
[云夢睡虎地秦簡]
1975年冬，在湖北云夢睡虎地1l號秦墓棺內墓主的頭部、右側、腹部和足部等部位，發現堆放有序的竹簡1555枚，保存基本完好。清理時，簡上殘存上、中、下三道編連絲線痕跡，原應是整卷入葬的。整簡長23—27．8厘米、寬0．5—0．6厘米、厚0．1厘米。秦代隸書大多清晰可辨，絕大多數墨書于篾黃上，極少數墨書于篾青上。這批竹簡的內容十分豐富，主要有《編年記》、《南郡守騰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種和乙種等。這些竹簡出自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紀年墓中，是我國考古史上首次發現的大量秦代竹簡，對于研究秦代的歷史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西漢的商業和交通]
西漢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22600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里長。規模之大，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并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并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別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內，聚集著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
東、西九市不僅是商業區，而且也是手工業區，如市內便有官府手工業作坊。城內北邊一部分是居民區，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據記載，西漢末長安人口有24萬之多。
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都市。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別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中小城市的興起，西漢的交通運輸業也發達起。在長沙、廣州等地的漢墓中曾多次發現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車。1974年在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中發現有三個平行排列的造船臺，還有木料工場，船臺和滑道相結合，外形和鐵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組成。這些遺址，反映了當時水上交通的繁榮和海外貿易的活躍。在廣州、長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瑪瑙、雞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飾。這些東西一部分是國內的特種工藝品，而另一部分則是從海外輸入的。
[南朝商業的發展]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加上江南河流縱橫，水上交通方便，為商業的發達提供了基礎和有利條。
士族豪強兼并土地，官府賦稅徭役繁重，許多中小地主和農民被迫從事商販活動。貴族官僚有免關稅特權，在任期屆滿時帶著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后轉販各地。官府征收租調要農民折錢交納，農民被迫出賣自己僅有的農副產品。因此，南朝出現商業畸形發展的現象。
當時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廣州)等地。建康是東晉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這里“貢使商旅，方舟萬計”。蕭梁時期，建康城內有居民28萬。城內有四個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處。會稽、吳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賈并湊”。
番禺是海外貿易中心，南洋各國以及天竺、獅子國(斯里蘭卡)、波斯(伊朗)等國的商船，“每歲數至”，或“歲十余至”。江陵“當雍、岷、交、梁之會”，商業也較發達。成都不僅商業繁盛，而且也是高級絲織品的重要產地。市場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產、生活用品。商賈小者坐販于列肆，大者轉運于四方。商稅是南朝收入的大宗。東晉、南朝都注意貨幣鑄造，但幣制混亂，數量不足。
[北魏商業的發展]
北魏后期，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大的城市有洛陽、鄴和長安。
洛陽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貿易中心。洛陽西陽門外有大市，周圍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
當時經商的，除了列肆商販和大商人外，許多貴族、官僚也從事經商。北方貴族多喜歡“南貨”，官府于南境立互市與南朝貿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許多官僚、貴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西域、中亞、朝鮮、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進行貿易。但總的說，北方商業不及南朝活躍，較長時間是以絹布谷物作為交換媒介。孝帝改制后，鑄五銖錢，但不少地區仍是“錢略不入市”。
[唐朝前期的商業]
城市的發展是商業繁榮的一個標志。西京長安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周圍達七十多里。全城呈長方形，分為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個部分。宮城是宮殿區，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廣闊，劃分為108個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還有兩個市——東市和西市，各占兩坊之地。據考古勘察，西市長、寬各約一千米，市內有兩條南北和東西大街，寬度都在15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東市的構造大概也是如此。東市有220個行業，邸(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的繁榮不亞于東市，許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都聚居在這里。
東京洛陽是僅次于長安的第二個大城市，城內設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與長安的市相同。據記載，兩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間是絹行、衣行、肉行、藥行、鐵行、秤行、鞭轡行等各類行業的店肆，同類業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區域，設有行頭進行管理。長江北岸的揚州，當為南北交通的要沖，商業也十分繁榮，“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751年(天寶十年)，一場大風吹翻了揚州碼頭上的數千艘船只，可見在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當時的各州治縣城，也多設有一個或兩個供商業貿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內有市的設置外，農村集市貿易也有了發展。這種集市當時稱做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陸交通的要沖。中唐以后，這種草市和虛市日益增多起，也更加繁榮，有些后還發展成為重要的市鎮。
[唐朝后期的商業]
唐后期的商業也有顯著的發展，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商業更為活躍。唐后期的揚州，是漕米、海鹽、茶葉等貨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業更加繁榮。許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這里從事珠寶一類的奢侈品買賣。益州是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西南地區出產的各種貨物，多在這里運銷外地，故商業亦極繁榮。時人稱“揚一益二”，可見在唐后期，揚州、益州的經濟地位已超越長安和洛陽。東南地區的杭州，到唐后期也發展成了繁榮的商業城市。
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對外貿易城市。770年(大歷五年)，外國商船到達廣州的有四十多艘。它們載了香料、藥品、象牙、犀角、珍寶等貨物，從中國販走瓷器、絲綢等物品。唐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管理對外商務。唐末在廣州居住的外國商人數以萬計，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則是對日貿易的重要港口，許多商船從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業的發展，在揚州、長安、洛陽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現了夜市。商業活動也逐漸突破了過去市、坊區分的嚴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內開設店鋪。當時還產生了柜坊和飛錢。柜坊亦稱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柜坊經營的業務，是代客商保管財物，并憑帖或信物，替存錢者支付款項，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長安柜坊的儲款四分之一以助軍費，可見那時柜坊是很多的。
另外，唐代已經有了飛錢。飛錢亦名便換，是中國產生的最早的匯兌制度。這一制度產生于唐憲宗時期，辦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錢交給某道進奏院，或交給某軍府、某使節、某富家，憑券到指定地方取錢，這樣就解決了搬運大量銅幣的困難。上述現象反映唐代的商業水平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北宋的商業]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都城開封是最繁華的城市，市內手工業作坊眾多，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車往，十分熱鬧。市場上的商品既有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城內另有固定市場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規模很大。市內還出現了“瓦舍”(或稱“瓦肆”)，里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和茶樓，還有說書、演戲的，成為娛樂的中心。宋人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就是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藝術反映。
北宋時期，由于舊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業分區性逐漸消失，因此行會的地位更顯重要，組織更加嚴密。唐朝時，有些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時更加發展。農村中還有定期開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趕場。在草市或集、墟的貿易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換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固定的市鎮。市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它的發展，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繁榮。
[北宋的貨幣流通]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后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余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征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于是成為人民的—大禍害。
[南宋的商業]
南宋都城臨安是當時政治、經濟和化的中心。從浙江及其他州郡前的貨船，絡繹不絕。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墟市則比北宋更加普遍，僅廣東一路就有墟市八百個，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業的繁榮。
宋金并立，雙方貿易往仍然頻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稱為榷場。除榷場外，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發現南宋湖州制造的銅鏡。在內蒙古西部黑水城遺址中，也曾發現福州刻印的書籍。至于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國。
南宋的海外貿易也超過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歲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3萬貫的兩倍多。由于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貨幣鑄造供不應求。在對外貿易中，銅錢又大量外流。紙幣日益代替銅錢，成為主要的交換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區使用稱為川引外，還發行了會子。南宋政府發行紙幣，主要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大量紙幣投入流通領域，造成幣值下跌，通貨膨脹。
[唐朝的水陸交通]
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重要交通干線有以下幾條：(1)從長安往東經東都、汴州(河南開封)達東半島；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達揚州。(2)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蘭州經鄯州(青海樂都)可到吐蕃。(3)從長安往西南經漢中達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詔。(4)從長安往東北經河東(西運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經幽州可達營州(遼寧錦州市西北)及東北地區；經云州(西大同)可到回紇。(5)從長安往南經襄州(湖北襄陽)、潭州(湖南長沙)、衡州(湖南衡陽)到廣州，又自衡州到邕州(廣西南寧)。
當時，大運河溝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國的水上航運事業也空前發展起。所謂“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可見當時水上交通是很發達的。唐承前舊制，在水陸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設一驛站，全國有水驛260所，陸上1297所，水陸相兼驛86所，共有驛站1644所。陸驛備有馬，水驛備有船，以供官吏往還和政府書的傳遞。在交通要道上除國家設置的驛站外，還有私人開設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僅出賣酒飯，而且“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
■四 古代中國的經濟政策■
(一)教學目標
[內容標準]
了解“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響，分析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
[知識與能力]
了解有關中國古代王朝經濟政策的基本知識。
初步了解、認識考古材料、獻材料和物插圖對于證史的重要作用。
借助于歷史獻深入理解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原因和所帶的經濟后果，從而培養學生閱讀歷史獻的能力，及借助歷史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通過比較秦與西漢兩朝統治者實行不同的區域經濟管理政策所帶的不同政治結果，理解區域經濟管理方式的差異與統治集團的階級屬性的深層次關系，培養學生的歷史比較和歷史鑒別能力。
理解統治者對工商業的嚴格管理對其統治的特殊作用。
（二）教學內容分析
[過程與方法]
學生可以根據教科書與教師提供的考古材料、歷史獻及自己的觀察所得，進行推理分析，大膽地比較論證，主動探究各個歷史問題的答案。學會用觀察法、比較法、閱讀法(包括歷史圖片、史材料)等探討有關的問題。
教師應該注重引導式教學法，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進行探究、思考和總結，并對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學習動態進行糾正；對于學生的表現給予恰當的評價。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通過本內容的學習，學生了解古代中國的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壓抑了中國社會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理解我國今天的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通過本內容的學習，學生明白崇尚節儉對—個社會的重要性，增強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熱愛之情。
本內容共分為四個目。第一目介紹了中國古代歷朝大都執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業被作為末業而長期受到壓抑。進而說明重農抑商政策的基點是為了維護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但這種政策導致社會經濟活力受到壓抑，阻礙了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
第二目介紹了區域經濟管理的方式。通過例舉秦和西漢兩朝的經濟管理說明最高執政集團的不同經濟管理方式會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現象，往往在交替出現的分裂時期逐漸得到彌補。而分裂時期地區經濟的發展，又給以后出現的統一局面提供了更高的經濟、化基礎。
第三目介紹了中國古代工商業的管理。說明秦王朝統一度量衡，為工商業的發展規定了必要的統一標準；而且，秦政府對經濟管理的措施，也達到極細微嚴密的程度。而西漢對經濟的管理就更為嚴格。漢武帝時期推行鹽鐵官營的制度；王莽時期推行“五均六莞”的新經濟政策。
第四目介紹了中國古代的禁奢侈的經濟政策。通過引用歷史獻說明對奢侈之風的糾治，應當先自“上行”而后求“下效”。正因為歷代統治者本身做不到這一點，所以，禁奢侈的政令最終難以實現。
本的重點和難點
重點：理解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和區域經濟管理方式，培養學生的歷史分析能力。
難點：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農為本的社會，要求學生能站在這一高度上去理解重農抑商實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視超越經濟的政治化的因素；理解區域經濟管理的方式的差異和統治集團的階級屬性的深層次關系。
（三）問題解答
[想一想]
1．《漢書》中記錄了這樣的說法：“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
答案提示：譯：“現在的法律貶低商人，但是，商人已經非常富貴了；現在的法律抬高農民，但是，農民已經極其貧困了。”原因：(1)中國古代統治者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造成商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下，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不可避免地致富了，這是歷史的必然；(2)長期以，中國社會依附于土地的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統治階級是地主階級的代表，而地主是靠剝削農民生存的，農民雖然名義上政治地位被“抬高”，事實上處于社會的底層，極其貧困。
2．唐代詩人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寫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這里所謂“取盡脂膏”是什么意思?
答案提示：譯：“汴水連通淮水本好處很多，但是既有利又有弊。統治者就是通過這條水上運輸線搜刮東南四十三州的民脂民膏的。”理解：本汴水溝通淮水對老百姓很有利，但是卻成為統治者搜刮老百姓的工具。說明中國古代社會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既壓抑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又使農民承受了繁重的剝削。特別是東南經濟富足的地方，在不合理的區域政策下，成為支撐專制主義王朝的主要基點，地區經濟發展因此受到消極的影響。
[議一議]
1．應當怎樣認識中國古代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響?
答案提示：作用：(1)有利于農業人口的穩定，推動農業經濟向前發展；(2)有利于加強對農民的剝削和控制，進而保障國家的安全，維護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3)打擊富商發展官營商業，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影響：這一政策使社會經濟受到了壓抑，阻礙了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
2．漢代政論家曾經警告：“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樣的說法?
答案提示：譯：“奢侈的習慣，一天天地膨脹，對國家是非常不利啊。”理解：中國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社會經濟受到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非常脆弱，社會財富的積累非常不容易；奢侈之風的興起，可能會激化階級矛盾，對于維護統治非常不利。
[自我測評] 試舉若干例證，說明中國古代王朝經濟政策的特征。
答案提示：(1)為了維護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國古代歷朝大都執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例如：漢帝說“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絲麻”。漢武帝也推行過打擊富商大賈的政策。
(2)統治者推行的區域經濟管理政策，有時會使經濟發展出現畸輕畸重的偏差。例如：秦朝重視關中地區而壓迫和剝削關東地區；再如：漢光武帝劉秀出身南陽，定都洛陽，于是，“南陽帝鄉”和“河南帝城”受到優待。
(3)古代王朝對經濟生活的控制非常全面、具體和嚴密。例如：秦朝統一度量衡為商業發展規定了必要的統一標準；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制度。
(4)中國古代王朝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行禁奢侈的政策。例如：漢成帝的詔書中就曾經說過，世俗奢侈無法禁止的原因在于，貴族高官的奢侈沒有節制，于是民眾仿效，逐漸形成社會風氣。
[材料閱讀與思考]
東方朔批評漢武帝說：“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東方朔指出了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歷史事實?
答案提示：譯：“上層社會如此奢侈，而惟獨想使老百姓不要奢侈以免延誤農業經濟的發展，這太難了!”歷史事實：大凡奢侈腐化總是從上層社會開始，并且最盛；老百姓沒有奢侈的經濟和社會條。
[知識鏈接]
秦律：睡虎地秦簡中有豐富的關于經濟管理的法律條。比較集中地體現于《秦律十八種》的《倉律》、《金布律》、《關市》、《均工律》等條中。
(四)教學評價建議
[評價目標]
了解學生對中國古代經濟政策的學習態度，調動學生對這一內容的學習積極性；了解學生借助歷史獻和史資料理解和分析古代經濟政策的能力；了解學生對中國古代經濟政策的實行和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特點之間內在聯系的理解；了解學生的調查能力和對歷史事的歸納概括能力。
[評價方法] 閱讀法、討論法、論習作法、檔案法。
[評價過程]
為了幫助學生理解諸如“重農抑商”這樣較難的問題，揭示經濟問題的內涵和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和規律性，教師必須指導學生認真閱讀歷史獻和與歷史相關的學作品，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培養學生的歷史意識和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的能力。
引導學生討論區域經濟管理方式的差別等問題，并把討論結果寫成小論；教師對于小論給予講評，并裝進檔案，以便學生隨時查閱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和進步。
教學中，教師一定要注意使歷史教學成為師生互相交往、共同發展的互動過程。還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使學生進一步了解和掌握學習歷史的方法，在探究歷史問題的過程中養成獨立思考和合作學習的習慣，切實提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評價總結] 評價的方法有多種，此處只采用了閱讀法、討論法、論習作法、檔案法四種方法，了解學生學習興趣方面的變化。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教師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采用不同的方法對學生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
(五)歷史問題注釋
[重農抑商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它作為一項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戰國時期。從商鞅變法規定的獎勵耕戰、禁止棄農經商的原則，這一政策長期得到繼承。
中國古代王朝采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為此，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做根本性的大事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經濟政策上向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方向傾斜。通過發展農業，專制主義王朝可以征收穩定的土地稅保證財政收入，還有利于社會穩定，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統治者認為，工商業的發展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造成種種社會問題。因此，重農抑商、以農立國就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傳統治國主張。
重農抑商政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對于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戰國時期，秦國實施商鞅變法中重農抑商的規定，促進了經濟的躍進，壯大了秦國的實力，為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經濟阻礙社會分工，難以形成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產。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產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礙了產品的流通和工商業的正常發展，打亂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內部平衡，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明朝中后期，生產力水平提高，商品經濟空前活躍，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在這種形勢下，統治者依然把商業和農業對立起，采取各種措施，極力壓制和束縛資本主義發展。抑商的結果迫使商業資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土地兼并，嚴重影響了商業資本積累，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和發展。重農抑商政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做中國社會落后的原因之一。
[《呂氏春秋》的重農思想]
《漢書•藝志》中著錄的“六國時”農學作品可以說已經一無所存，我們所看到的專論農業的先秦獻，只有《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4篇。
有學者推斷，《上農》等4篇，大致是采自《后稷農書》的。《后稷農書》應當是戰國時代較早的作品，故能為呂氏所采用。這一農書，在《漢書•藝志》中即未著錄，可見它是早巳失傳了；幸而在《呂氏春秋》中保留了這一部分。《上農》一篇，講的是農業政策；《任地》、《辯土》、《審時》3篇，講的是農業技術。(夏緯瑛校釋：《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農業出版社1979年版，第2頁)有的學者指出，《呂氏春秋》中的《上農》等4篇，“是先秦最系統的農業學著作”，除農業技術以外，也包括農業政策。“這幾篇反映了呂不韋和秦國政府對農業問題的高度重視，它主張先農業、次工商，與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政策有一定區別。”
——牟鐘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30—31頁。
[經濟重心向東南地區的轉移]
在我國歷史上，黃河中下游地區是開發最早的地區，這里人口集中，經濟化發達，是我國古代的經濟中心。但自東漢以后，由于黃河流域戰亂頻繁，在我國形成了人口由北向南流動的歷史趨勢。
我國古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當時北方戰亂頻繁，社會生產屢遭破壞，而江南地區則相對穩定。從西晉末年起，直到南北朝，北方大批農民為逃避戰禍，紛紛南遷，為南方的農業生產增加了許多勞動力，并帶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他們同南方漢族人民以及從區遷出定居的少數民族一起，興修水利，開墾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術有所提高，小麥開始推廣，牛耕得到普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福建、廣東和廣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南方的農業生產開始趕上北方。
第二次是五代十國時期。這一時期北方再次經歷了長期戰亂，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直到周世宗時才得到恢復和發展。南方相對穩定，各國統治者為了保存實力，都比較重視農業生產。同時許多中原人民遷到江南，增加了當地的勞動力。所以，社會經濟獲得較大發展。
第三次是南宋時期。南宋人民的斗爭，打擊了南宋王朝，阻止了金軍前進；北方人民的南遷，使南方經濟又一次得到大規模的開發。南宋時南方水田增加，水稻種植面積擴大，產量提高，上等田每畝可收五六石，太湖流域的稻米產量在全國占重要地位，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這表明南方農業生產已經超過了北方，根本上改變了過去以黃河流域為重心的格局。南宋經濟的發展還表現在棉花種植的推廣、棉紡織工藝水平的提高、造船技術的進步和海外貿易的發達，這些也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
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向東南的轉移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北方人民大批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二是南移趨勢往往在國家分裂或戰亂時最突出；三是經濟中心向東南的轉移又導致了政治重心和化重心相應的轉移。
[秦統一度量衡]
戰國時期，度量衡制度相當混亂。秦統一后，把商鞅變法時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國，并專門頒發了統一度量衡的詔書，把它銘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發到全國，作為標準器具。
現存咸陽出土的“大良造商鞅量”底面，即補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的詔書。同時，還繼續執行度量衡定期檢查制度，每年二月對全國度量衡器進行鑒定，以保證計量器具的準確和統一。
秦朝統一度量衡的目的在于保證政府的賦稅收入，但它對消除各地割據勢力的影響，以及促進經濟發展、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西漢鹽鐵官營]
秦始皇時已開始由國家經營鹽鐵，這是國家財政收入最大的項目。漢高祖允許民間私營鹽鐵，國庫收入大減。武帝時用桑弘羊、東郭咸陽等做理財官，把鹽鐵收歸國家經營，禁止民間私鑄鐵器和煮鹽，召鹽鐵商做鹽鐵官。全國有鐵官44處，鹽官32處。從此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又削弱了地方豪強的割據勢力，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鞏固。
但是，伴隨農業生產的發展，土地兼并的現象日益尖銳，廣大農民的負擔愈愈重。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弊端，如鐵器苦惡，價格不平，主管官吏廢公法、謀私利，強征農民冶鐵煮鹽等等，也直接貽害農民，加劇了農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矛盾，致使農民的反抗斗爭日益頻繁。
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因此，至漢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另一方面，經過漢王朝的連年出擊，匈奴力量大為削弱，邊患有所緩和。這些客觀情況，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發生重大改變。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在詔令中指出，此后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
[《九算術》與賦稅問題]
《九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專著，是算經十書中最重要的一種。《九算術》上承先秦數學發展之流，入漢之后又經許多學者的整理、刪補和修訂，大約于東漢初年(公元一世紀)成書，是幾代人共同勞動的結晶，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后世的古代數學家，大都是從《九算術》開始學習和研究數學的，許多人曾為它作過注釋，其中最著名的有劉徽(公元263年)、李淳風(公元656年)等人。
《九算術》收有246個數學問題，分為九。它們的主要內容分別是：第一《方田》：田畝面積計算；第二《粟米》：谷物糧食的按比例折換；第三《衰分》：比例分配問題；第四《少廣》：已知面積、體積、求其一邊長和徑長等；第五《商功》：土石工程、體積計算；第六《均輸》：合理攤派賦稅；第七《盈不足》：即雙設法問題；第八《方程》：一次方程組問題；第九《勾股》：利用勾股定理求解的各種問題。
《九算術》中的數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反映了大量漢代的賦稅問題。從其中提供的資料看，漢代關稅的數額相當高。
例如：《均輸》第27題：“今有人持米出三關，外關三而取一，中關五而取一，內關七而取一，余米五斗。問本持米幾何?”答曰：十斗九升八分之三。
《均輸》第28題：“今有人持金出五關，前關二而稅一，次關三而稅一，次關四而稅一，次關五而稅一，次關六而稅一。并五關所稅，適重一斤。問本持金幾何?”答曰：一斤三兩四銖五分銖之四。
[王莽與“五均六莞”政策]
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字巨君，原籍西漢東平陵(今濟南東)人，漢元帝皇后侄。西漢末以外戚掌握政權，封新都侯。初始元年(公元8年)稱帝，改國號新，年號始建國。在位期間實行“改制”，命令全國民間的土地更名為“王田”，奴婢改稱“私屬”，皆不得買賣；一家不滿八男而占田超過一井(900畝)者，余田須分與親族鄰里，無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畝的規定分配。為增加國家稅收，壟斷工商，公元10年又推行“五均六莞”。曾屢改幣制，造成經濟上極大混亂。他還更改官制，恢復五等爵，濫加封賞，不斷挑起對外戰爭。由于賦役繁重，刑政苛暴，階級矛盾尖銳，天鳳四年(公元17年)爆發全國性農民大起義。更始元年(公元23年)為商人杜吳所殺。新亡。
為了抑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控制物價，改善財政，王莽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下詔實行五均六。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各城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各業，向市中申報經營，由錢府按時征稅。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物價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則聽民買賣；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百姓因祭祀或喪葬無錢時，可向錢府借貸，不收利息，但分別應在十天或三個月內歸還。因生產需要也可貸款，年利不超過十分之一。所謂六，是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實行統制，不許私人經營；控制名大澤，對采集者征稅。
[《鹽鐵論》與禁奢思想]
西漢后期政論集。原為漢昭帝時鹽鐵會議的獻，后經桓寬整理而成此書。桓寬，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生卒年不詳。宣帝時舉為郎，后任廬江太守丞。
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天下賢良、學60余人到長安，“問以民所疾苦”(《漢書•食貨志》)，并讓他們與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討論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問題。這就是西漢時有名的鹽鐵會議。至宣帝時，桓寬根據這次會議的獻，進行加工和概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漢書•公孫、劉田傳贊》)，成《鹽鐵論》60篇。
《鹽鐵論》內容涉及當時經濟、政治、軍事、化等各個方面，也反映了當時一定的社會面貌，是研究西漢后期歷史的重要史料。形式上它借鑒了漢賦主客問答的方式，以學、賢良為一方，以御史、大夫等為另—方，進行辯論，雙方互相詰難，使論點不斷深化。從體上說，它是漢賦的一種變體，在中國古代散發展史上有創新意義。在辯論過程中，有從容細致的說理，有以尖銳激烈的言詞批駁對方，有用生動的比喻和具體事例以增加論點的說服力，給人以深刻印象。
《鹽鐵論》的議論從實際出發，針砭時弊，頗中要害；語言簡潔流暢，渾樸質實。郭沫若稱它是一部“對話體的歷史小說”。《鹽鐵論》自宋以歷代皆有刊本，較通行的有清張敦仁考證本、郭沫若《鹽鐵論讀本》和王利器《鹽鐵論校注》。
《鹽鐵論•散不足》中有許多關于禁奢侈的思想，例如：
“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者，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桅，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耕。中者微輿短轂，繁髦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媵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
“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圣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于世，光榮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發屋賣業。
“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
進一步閱讀建議
李長年：《農業史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7月版。
唐啟宇：《中國農史稿》，農業出版社1985年5月版。
陳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齊魯書社1984年1月版。
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2月版。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利部水電科學研究院《中國水利史稿》編寫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水利電力出版社1979年8月版。
李仁溥：《中國古代紡織史稿》，岳麓書社1983年7月版。
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吳慧：《中國古代商業史》第一冊，中國商業出版社1983年2月版。
吳慧：《中國古代商業史》第二冊，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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